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han冤逝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经常想到他，想到的次数远远超过我认识他以后直至他逝世的三十多年。每次想到他，我都悲从中来。我悲的是中国失去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正直的大作家，我自己失去一位从年龄上来看算是师辈的和蔼可亲的老友。目前，我自己已经到了晚年，我的内心再也承受不住这一份悲痛，我也不愿意把它带着离开人间。我知dao，原始人是颇为相信文字的神秘力量的，我从来没有这样相信过。但是，我现在宁愿zuo一个原始人，把我的悲痛和怀念转变成文字，也许这悲痛就能突然消逝掉，还我心灵的宁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我从高中时代起，就读老舍先生的著作，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ma》，我都读过。到了大学以后，以及离开大学以后，只要他有新作chu版，我一定先睹为快，什么《离婚》、《驼骆祥子》等等，我都认真读过。最初，由于水平的限制，他的著作我不敢说全都理解。可是我总觉得，他同别的作家不一样。他的语言生动幽默，是地dao的北京话，间或也夹上一点山东俗语。他没有许多作家那zhong忸怩作态让人读了gan到浑shen难受的非常别扭的文ti，一zhong新鲜活泼的力量tiao动在字里行间。他的幽默也同林语堂之liu的那zhong着意为之的幽默不同。总之，老舍先生成了我毕生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我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认识老舍先生却完全chu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３0年代初，我离开了高中，到清华大学来念书。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济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李长之是济南人，他是我的唯一的一个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有一年暑假，他告诉我，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要我作陪。在旧社会，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们与大学生之间宛然是两个阶级。要我陪大学教授吃饭，我真有点受chong若惊。及至见到老舍先生，他却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zhong大学教授。他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特别是他那一口地dao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是听音乐，是一zhong享受。从那以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以后是激烈动dang的几十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在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就到欧洲去了，一住就是１１年。中国胜利了，我才回来，在南京住了一个暑假。夜里睡在国立编译馆长之的办公桌上；白天没有地方待，就到chu1云游，什么台城、玄武湖、莫愁湖等等，我游了一个遍。老舍先生好像同国立编译馆有什么联系，我常从长之口中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没有见过面。到了秋天，我也就离开了南京，乘海船绕dao秦皇岛，来到北平。

以后又是更为激烈震dang的３年。用mei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被彻底消灭。蒋介石一小撮到台湾去了。中国人民苦斗了一百多年，终于迎来解放的chun天。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都亲shengan受到，我们确实已经站起来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当时所谓故都又会见了老舍先生，上距第一次见面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们重逢时的情景。但是我却清晰地记得起５0年代初期召开的一次汉语规范化会议时的情景。当时语言学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曲艺界的名人，都被邀请参加，其中有侯宝林、ma增芬姊妹等等。老舍先生、叶圣陶先生、罗常培先生、吕叔湘先生、黎锦熙先生等等都参加了。这是解放后语言学界的第一次盛会。当时还没有达到会议成灾的程度，因此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会上的气氛也十分亲切rong洽。

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议，要请大家吃一顿地dao的北京饭。大家都知dao，老舍先生是地dao的北京人，他讲的地dao的北京饭一定会是非常地dao的，都欣然答应。老舍先生对北京人民生活之熟悉，是众所周知的。有人戏称他为“北京土地”他结jiao的朋友，三教九liu都有。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