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乔木

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笔写点怀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难dao是因为自己对这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gan情不shen、怀念不切吗？不，不，绝不是的。正因为我怀念真gan情shen，我才迟迟不敢动笔，生怕亵渎了这一份怀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经逐步让位于怀念，正是非动笔不行的时候了。

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tou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guan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tou。我仿佛看到他的yan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早晨，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发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领导去报告。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后，我在清华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同另一个乔木（乔冠华，后来号“南乔木”胡乔木号“北乔木”）一起到了德国，一住就是１0年。此时，乔木早已到了延安，开始他那众所周知的生涯。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等到我于１９４６年回国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到了１９４９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就在这一年的chun夏之jiao，我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chu来的信。信开tou就是：“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志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我当然记得的，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tou。他在信中告诉我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bu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我同意了。于是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原来只有几个人的系，现在顿时熙熙攘攘，车ma盈门，热闹非凡。

记得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乔木到我住的翠hua胡同来看我，一进门就说：“东语系majian教授写的几篇文章…mao先生很喜huan，请转告ma教授。”他大概知dao，我们不习惯于说“mao主席”所以用了“mao先生”这一个词儿。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１９５１年，我国政府派chu了建国后第一个大型的chu国代表团：赴印缅文化代表团。乔木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非常愿意。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于是我畅游了印度和缅甸，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这当然要gan谢乔木。

但是，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两个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我本来就不喜huan拜访人，特别是官，不guan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zuo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chu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识。艾说：“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冠华打jiaodao，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

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木都没有官架子。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zhong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guan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