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乔木却绝不属于这一类的官。他的官越越大，地位越来越，被誉为“党内的才”、“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都有独自的经历。我们虽然没有当面谈过，但彼此心照不宣。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钱买的。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这是一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是中国旧知识分，优秀的知识分那传统心理在作怪吗？

有一次，乔木想约我同他一起到甘肃敦煌去参观。我委婉地回绝了。并不是我不兴同他一起去，我是很兴的。但是，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我那上不得台盘的老病又发作了，我到厌恶，到腻味，到不能忍受。不见为净，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为好。

他最后一次到我家来，是老伴谷羽同志陪他来的。我的儿也来了。后来谷羽和我的儿到楼外同秘书和司机去闲聊，屋里只剩下了我同乔木两人。我一下回忆起几年前在中南海的会面。同一会面，环境迥异。那

最近几年以来，乔木的怀旧之情好像愈加烈。他曾几次对我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我真是有惊讶。我比他长一岁，还没有这样的想法哩。但是，我似乎能了解他的心情。有一天，他来北大参加一个什么展览会。散会后，我特意陪他到燕南园去看清华老同学林庚。从那里打电话给吴组缃，电话总是没有人接。乔木告诉我，在清华时，他俩曾共同参加了一个地下革命组织，很想见组缃一面，竟不能如愿，言下极为怏怏。我心里想：这次不行，下次再见嘛。焉知下次竟没有现。乔木同组缃终于没能见上一面，就离开了人间。这也可以说是抱恨终天吧。难当时乔木已经有了什么预吗？

１９８６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国活动，有一“不稳”乔木大概有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车派来，接我和儿、孙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刚下过雪，天寒地冻。他住的房极极大，里面温如。他全家人都来作陪。他请他们和我的儿、孙女到另外的屋里去玩，只留我们两人，促膝而坐。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书记，而是６0年来的老朋友。”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和盘托，毫不隐讳。我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我一个人说话。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乔木说话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能得到乔木的同意，我心里非常痛快。他请我吃午饭。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也就一清二楚了。

分一向是又臭又的，反正我绝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是抬轿的人抬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架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者胜于坐轿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