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斯特罗的医院非常拥挤，病床挤得几乎连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人们把我们中的一些伤员抬回医院的火车上，送往莱里达。

我在莱里达待了五六天。那是一个很大的医院，病号、伤员和平民病人几乎完全混杂在一起。我的病床中有些人伤势很重。我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他吃下去的药物使尿液变得像翡翠一样发绿，床前的尿瓶成为病房中的一大奇观！一个说英语的荷兰共产党人听说医院里有一个英国人之后，像朋友一样地对待我，还给我拿来了英文报纸。他在去年十月的一场战斗中受了重伤，后来在莱里达医院安顿了下来，还娶了这儿的一位漂亮的护士小姐。由于所负的伤，他的一条腿萎缩得像我的胳膊一样细。两个休假的民兵——我们是在前线的第一个星期碰到的——来医院看望受伤的朋友，认出了我。其实，他们只不过是18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尴尬地站在我的床边，试图说些什么，但最后作为一种表达对我受伤感到难过的方式，突然掏出口袋里所有的烟草塞给我，然后转身就走了。他们走得那么快，以至于我根本来不及把烟草还给他们或者道个谢。这就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后来我才知道，在这小镇中的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烟草，他们这是把一周的配给量都送给了我。

过了几天，我已经能够胳膊吊着绷带下床走动，但不知什么原因，把胳膊放下时还很疼。当时摔倒造成的内伤也疼得厉害，我几乎完全失声，而伤口本身却没有什么疼痛。事情似乎总是这样：一颗子弹引起的巨大震荡会麻木局部的神经，而杀伤力较小的细小的弹片却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医院的院子里有个不错的花园，园里有个水塘，养着一些金鱼，还有一些灰色的小鱼——反正，我觉得它们颜色比较灰暗。我常常坐在那里注视着它们，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莱里达医院的行事方式，使得我对阿拉贡前线的医院体制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不知道其他前线医院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在某些方面，这些医院都还挺不错。医生个个精明能干，也从不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械。但我敢肯定的是，由于两个方面严重的失误，也许使得成百上千个原本能够救活的人死在这里了。

第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靠近前线的医院基本上都只为伤员清创包扎。如果你没有伤到不能动弹的地步，你就得不到任何治疗。从理论上说，大部分伤员都被直接送到巴塞罗那或是塔拉戈纳，但由于受运输条件限制，通常得在路上耗上一周甚至十天。这些伤员被滞留爱谢塔莫，巴特斯特罗，蒙松，莱里达或其他地方。除了偶尔清洗一下绷带，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治疗，有时甚至连清洗绷带也不可能。被炮弹炸成重伤或骨头被炸碎的伤员，多数均被巴黎产的绷带和石膏裹得严严实实，就像被装在硬壳子里一样，伤势记录则用铅笔直接写在硬壳上。通常，他们只有在十天后抵达巴塞罗那或塔拉戈纳后，这个壳子才能被打开。若想在路上检查伤口绝对不可能，少得可怜的几个医生也根本来不及这样做。只有在匆匆忙忙经过病床边的时候，他们才会说：“好啦！好啦！到了巴塞罗那就会有人给你治疗的。”可是谣传却说，医院的专用列车谁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往巴塞罗那。医院的另一个失误就是缺少训练有素的护士。很明显，在西班牙根本就找不到多少护士，这可能是因为在战前医院的护理工作多由修女来完成。我这并非在埋怨西班牙的护士。她们在护理我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和善，但毫无疑问，她们也相当缺少专业培训。她们人人都知道如何量体温，有些人还知道怎样缠绷带，但仅此而已。结果，那些身负重伤无法自理的人就惨了。这些护士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伤员连续便秘一周以上，她们也很少过问那些虚弱得无法为自己清洗创伤的人。我记得，有一个被炸断了胳膊的可怜家伙告诉我，他已经三个星期没有洗脸了。病床也可以好几天都不给整理一次。医院的伙食好得很——简直是好得过了头。似乎除了西班牙之外别处没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用丰盛而油腻的食物去填塞伤员的肚子。在莱里达，伙食简直棒极了：早餐从六点开始，有汤、煎蛋卷、炖菜、面包、白葡萄酒，还有咖啡；中餐那就更加丰盛——而这时，大多数西班牙人都在忍饥挨饿、营养不良。看来西班牙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清淡的饮食，因为他们给伤员和健康人吃的食物毫无二致：一样的油腻无比，无论哪一样食品总是用橄榄油浸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