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中哪儿了？解开他的衬衣！”等等。那个美国人想找把刀子割开我的衬衫。我知道我的口袋里有一把小刀，就试图拿出来，却发现我的右胳膊已经失去了知觉。由于没觉得疼，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满足感。这该会使我妻子高兴了，我想；她一直想让我负点伤，以避免我在更大的战役中丢掉性命。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想知道我被打中哪儿了，伤得有多严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我意识到子弹击中了我正面的某个地方。当我试图说话时，我发现自己发不声音来了，只能发出微弱的叽叽声，作第二次努力时，我终于问出我哪儿被打中了。在喉咙，他们说。担架员哈里？韦伯带来绷带和一小瓶用于战场消毒的酒精。他们把我抬起时，我嘴里吐出很多血沫。我听到身旁的西班牙人说，子弹穿透了我的脖子。在平时，那酒涂在伤口上会让我感到十分难受，而此时我却觉得它洒在伤口上很舒适、凉爽。

他们再一次把我放下来，有人找来了担架。在知道子弹正巧穿透脖子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这下肯定完蛋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人或动物被子弹正中穿过还能活下来的事。血顺着嘴角滴下来。“动脉被打断了。”我想。我猜想一个人颈动脉被割断后还能活多久，也许过不了几分钟吧！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有两分钟左右，我一直在想自己也许已经死了。这也很有趣——我是指知道自己在特殊的时刻会想什么很有趣。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是——很符合常理——我的妻子。第二件事是对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极度怨恨。把一切问题抛开后，我感到这个世界还是待我不薄。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真切地感受这一切。这荒谬的不幸使我感到极度恼怒。这简直毫无意义！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这肮脏的战壕的角落里，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就这样一命呜呼了！我也想到了开枪打中我的那个人——猜想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是西班牙人还是外国人，他是否知道自己打中了我，等等。我对他没有一点儿怨恨。我想，因为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如果我还有可能的话，我也同样会杀死他的。但是如果他被俘虏后，作为战俘被带到我的面前，我只会称赞他的枪法一流。可能人在濒死的时候，想法也会与平常大不相同了吧！

他们刚把我抬上担架，我那麻木的右臂就开始有了知觉，疼得厉害。这时我想一定是在倒下时跌断了的。但是疼痛也让我打消了即将死亡的疑虑。因为我知道，人之将死的时候，感觉不会有那么强烈。我开始有些恢复常态了，突然怜悯起那四个肩上抬着担架的人来。他们汗流浃背，一步一滑地向前挪。救护车距离这里还有1。5英里。路面状况很糟糕，高低不平，泥泞溜滑。我曾在一两天前帮助抬运一个伤员，深知这是个苦差事。在许多地方，白杨叶碰到担架边缘又轻轻地拂过我的脸，这使我感到能够活在一个有白杨树的世界上是多么美好。可是手臂的疼痛像恶魔一样缠绕着我，使我忍不住骂出声来，但终于还是忍住了，因为每次过于用力的呼吸都会使血从嘴里涌出来。

医生给我重新包扎了伤口，注射了一针吗啡，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谢塔莫。谢塔莫的医院设在临时搭建的木屋里。伤员通常只在那儿停留几小时就被送往巴巴斯特罗或莱里达。我虽然被吗啡麻醉着，还是感到疼痛无比，几乎不能动弹，不停吞咽涌上来的血水。即使在这种状态下，没经训练的护士仍然试图让我咽下医院的标准餐——汤、鸡蛋、油腻的炖菜等——这是西班牙医院典型的做法。看到我不愿下咽，她似乎感到很惊讶。我想要一支烟，但在那个烟草奇缺的时期，医院里哪怕一支烟也找不到。不久，有两个请假暂离前线几小时的战友来到了我的病床边。

“你好啊！你还活着，是吧？太好了！我们想要你的手表、左轮手枪和手电筒。如果你有小刀的话，我们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