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封电报从未送达。

人们把我们抬进一节最普通的三等车厢，里面只有木椅子。许多人伤势很重，那天早上还是他们负伤以来第一次离开病床。不一会，由于酷热和颠簸，几乎有过半伤病员发生虚脱，有些人更呕吐得满地秽物。随车的医务人员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有如死尸般的伤病员中穿梭，他们抱着装满水的大山羊皮水袋，不停地把水灌入一张张嘴里。那水非常难喝，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种怪味。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到了塔拉戈纳。铁路是沿着海岸线铺设的，离海面很近。我们乘坐的列车进站时，正好有一列满载国际纵队士兵的军用列车出站，天桥上的人们正向他们热情挥手。那列车很长，车上面载满了士兵，以及拖着野战炮的敞蓬卡车，每门野战炮下都站了很多士兵。车厢好象要被挤爆了一样。至今我仍异常清晰地记得那列火车在昏黄夜色中驶过的情景。一扇扇挤满笑脸的列车窗，一根根斜放的长枪筒，一条条飘动的红丝巾——所有这一切都在青绿色海面的映衬下从我们的眼前慢慢地闪过。

“外国人，”有人说道“他们是意大利人。”

这很明显。因为除了意大利人，没有人能组成如此优美的队伍，也没有人能如此优雅地回应人们的欢呼致敬——这优雅并未因列车上近一半的士兵喝得人仰马翻而稍逊本色。后来我们才听说，这些意大利士兵是取得三月瓜达拉哈拉战役胜利的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刚刚休整过，现在被调往阿拉贡前线。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在几周后的韦斯卡战役中阵亡。在我们的列车上，一些尚能扶杖站立的伤员在车窗前挤来挤去，向那列车上的意大利人欢呼。一根根拐杖伸出窗外不停地挥动着。一只只缠着绷带的手不停地敬礼。这简直就是活脱脱一幅战争的讽喻画。满载着士兵的列车骄傲地呼啸而去，满载着伤员的火车慢慢地停下来。那卡车拖着的大炮像往常一样令人胆寒，那种恐惧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但这场战争毕竟是光荣的。

塔拉戈纳的医院非常大，里面住满了来自各条战线的伤员。看看这儿有些什么样的创伤吧！这儿有一种特殊的治疗创伤的办法。我想也许是根据某种最新医疗实践发明的。但这看上去却异常可怕。这种方法完全不用包扎伤口，而是尽量让伤口充分暴露，然后用涂满黄油的棉布蒙在罩住伤口的铁丝网上遮挡苍蝇。透过油布，你可以看到那半愈合伤口上血红色的胶冻状物。有一个伤员脸部和喉部受了伤。他的脑袋被套在一个涂满黄油的棉布蒙成的圆形头套里，嘴被封住，只能通过插在双唇之间的细胶管来呼吸。可怜的人！他看上去非常孤独凄惶，眼神飘忽不定；他只能透过棉布罩木然地看着你，更是无法说话。我在塔拉戈纳待了三四天，体力渐渐恢复了。一天，我竟能慢慢地走近沙滩。海边的一切仍像往常一样奢华，这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海滨步行街上高档咖啡馆比比皆是，肥头胖脑的当地资产阶级们悠闲地躺在折叠椅上沐浴阳光，好象战争远在千万里一样。但我的确看到一个游泳者被淹死了。这样的事竟发生杂那样浅而温暖的海水中，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离开前线***天后，终于有人为我检查创伤了。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检查刚到的伤员。他们用双手握住长柄大剪刀剪开护胸甲，然后摞好。在前线急救站，肋骨、锁骨，以及其他部位骨折的伤员，一般要被套上护胸甲。在大而笨重的护胸甲的领口上方，你可以看到一长焦虑且肮脏的面孔，嘴巴上长满了乱蓬蓬的胡子。那位医生，三十岁左右，精神饱满，模样帅气。他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就用粗糙的纱布包住我的舌头使劲地向外拽，接着把一面牙医用的小镜子塞进我的喉咙里，要我说“啊…”他一直这么拽着，直到我舌头上渗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这才告诉我，有一侧声带麻痹了。

“到什么时候声音才能恢复正常？”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