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不动，等待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告诉我们哪边是东，哪边是西，但其他人都表示反对。我们一步一滑地继续向前移动，其间多次改变方向，大家轮流拖拽着那个弹药箱。终于，筑有平整低矮胸墙的前沿阵地赫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这有可能是我们的阵地，也有可能是法西斯分子的阵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哪怕最模糊的建议。本杰明在泛白的野草丛中潜行至胸墙前20码远的地方，尝试询问口令，应答他的是：“Poum！”我们迅速站起身来，沿着胸墙找到了回去的路。我们趟进沟渠，再次弄得我们浑身泥浆——扑通、扑通，哗哗、哗哗——我们安全地返回了。

柯普和一些西班牙人在掩体中等着我们。医生和抬担架的人都不在这里。看来伤员已被接送走了，除了豪尔赫，我们中还有一个名叫海德斯通的战士不见了。柯普焦躁地走来走去，脸色异常苍白，甚至颈后的赘肉也有些发白，他并没注意穿越低矮掩体上方的成串子弹，有的子弹就从离他头部很近的地方飞过。我们大部分人都蹲在掩体后以保证安全。柯普仍在嘀咕“豪尔赫！Cogno！豪尔赫！”接下来，他又用英语说：“如果豪尔赫死了，这太考（可）怕了！”豪尔赫既是柯普的至交好友，也是他部下最好的军官之一。柯普突然转向我们，召集五名志愿者，其中需要两名英国人和三名西班牙人，前往寻找失踪者。莫伊尔和我，以及另外三个西班牙人成为志愿者。

在我们出发以后，西班牙人咕哝着说，天亮了，行动更危险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天空已经微微地透出了一些蓝色。法西斯分子的工事里传来了一片兴奋的狂叫声。显然，他们是在派出更多兵力的情况下重新收复这个地方的。在我们距离堡垒60到70码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发现了我们或听到了我们发出的什么声音，他们突然猛烈开火，迫使我们立即卧倒。他们中有人将一枚手榴弹扔出掩体——一种确实令人恐慌的景象。我们俯伏在草丛中，等待能够行动的机会，当我们听到或以为听到——我毫不怀疑这是纯粹的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千真万确的——法西斯分子发出的声音离我们更近了。他们离开掩体向我们冲过来了。“快跑！”我冲着莫伊尔喊道，并站起来转身撤退。真的，天哪，我跑得有多快啊！当天晚上早些时候我还认为，在浑身上下全部湿透，并且背着来复枪和子弹的情况下，那是无法跑得快的；可我现在明白了，当你认为身后有50或100个全副武装的敌人在追赶时，你一定会跑得飞快的。与其说我我跑得快，不如说其他人比我跑得更快。在我飞快奔跑的时候，有几个人更以流星般的速度超越了我。那是三个西班牙人，他们早已遥遥领先了。在他们到了我方阵地之后好久，我才赶到并和他们重新会合。事实是，我们的精神快要崩溃了。不过，我很清楚，在若明若暗的环境中单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而五个人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因此，我决定独自前往寻找。我成功地潜行到了外围铁丝网下，并尽可能地四下搜索，搜索得也许还不够细致，因为我只能趴在地面上搜索。没有发现豪尔赫或海德斯通可能待在这里的任何迹象，我只好重新爬回我们的阵地。后来我们才知道，豪尔赫和海德斯通在早些时候就被送往急救站。豪尔赫的肩部受了轻伤，而海德斯通则伤得很重——先是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胳膊，造成多处骨折，稍后，在他无望地跌倒在地时，一枚手榴弹又在附近爆炸，炸伤了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幸好他康复了。后来，海德斯通告诉我，他曾爬出一段距离，遇到一位西班牙伤员，于是相互搀扶，终于脱离险境。

现在天色已明了。在绵延数英里的战线上，毫无实际意义的散乱射击声仍在劈劈啪啪地继续着，就像暴风雨过后仍有雨点继续落下一样。我记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凄凉，到处都是充满泥浆的泥淖，歪歪斜斜的白杨，泥黄色污水积聚在壕底；人们精疲力竭，胡须老长，脸上糊满泥巴，眼圈被火药熏得乌黑。当我回到自己的防空壕时，与我同睡一壕的另外三个人全都早已进入梦乡。他们和衣倒卧，所有的武器装备依然在身，并紧紧地抓着手中那糊满了泥巴的来复枪。无论在防空壕的外部还是内部，所有的东西都被雨水淋湿了。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终于成功地搜集到了一些干木片，升起了一小堆火。接下来，我点着了我已珍藏良久的那支雪茄，而令人吃惊的是，经过这样一夜的折腾，这支雪茄居然并没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