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如果有人愿意这样，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好者，尤其是青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上的奥问题，什么意识呀，现代派呀，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每人手正在写一长篇，而见面的时候，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神完全相同，人的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的某些行为也如一辙。这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同的命运，相同的学观，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风格》发表以后。看到一些评论。在肯定这作品的同时，许多同志又有“理念大于形象”的受。这批评完全是善意的、诚恳的，我迄今所看到的此类意见，都表现了评论家对作者护和从严要求的拳拳之心。这是我在今后创作中应该注意的。但是，我心底里也有些不同认识。不知你认为如何；我认为，只要作者不在小说中直接发表议论，而是以书中人的来发表适合这个人格的议论，就不能算是“理念大于形象”写这个人的议论是塑造这个人必不可少的一分。从这意义上说，他特定的理念就是他特定的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的陈抱帖所发的议论，包括他的“城市白书”都是他“这一个”对当前现实，对社会主义改革，对克思主义独立思考的结果。不是在背诵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如果是这样，也是一典型人的形象），他有他独特的见解，然而又是和党中央一致的，因而也是克思主义的。也许他“这一个”的议论和办法有不准确和不妥之，而这不准确和不妥也是他“这一个”的形象。说实在话，社会主义新人从理论上来说和从现实上来说，都不可能、也不应是“完人”都不会准备得很充分以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一个主观上制订的图景，有志于改革之士正在探索中创造。在这探索中的议论——理念和法，准确与不准确，妥与不妥，只能经过实践来检验。这里，重要的是要有你的刘钊，我的陈抱帖那勇敢的、定的改革神。

值得我欣的是，我三年前写的《龙》中龙提的农场改革方案，在当时看来还不过是书中人的设想，是文学语言，是塑造人的一个手段。而前几

有人说，你的刘钊和我的陈抱帖都有着很的理想主义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彩，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欺骗中解放来，并且赋予它们一更的来源于神的现实。这样，与一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龙》中的龙，都应该说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神的现实，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实。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上看，刘钊、陈抱帖、龙这样的领导人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因为在他们上不但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要求，而且现了历史的必然。邵你说的“历史”他们自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扭合在一起，也许还会遭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最后胜利的终归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