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竟完全和这个文学形象的文学语言一致；固定工资要取消了，联产计酬也过时了，已经提出了最终要过渡到农业工人试办家庭农场。当然，这并不是农垦工作者看了小说《龙种》或电影《龙种》的缘故，我还不至于说出这样浅薄的笑话。我只是说，我们塑造的人物（其中包括他的理念），毕竟是有他的现实性的；他的理念就是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的主要因素。

说到艺术性，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当然有着种种不足。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种不足只表现了我们艺术功力所达到的程度，不是因为我们写了政治，紧靠了当前的改革招致的结果。从比较上来看，你的《花园街》比我的《风格》精巧、含蓄、结构严整，这是你的艺术功力比我深厚的表现。而我的《风格》比你的《花园街》明朗、幽默，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气质还不完全相同的缘故了。

据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想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艺术性相当高的作品，只有远离当前的政治，去寻找和表现自我。“自我”这个词是很诱人的，能够找到它与之共眠，一定非常惬意。但我不知道这个“自我”离开了“自我”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你我二十多年的遭遇似乎使我们变得十分低级了，大约是“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的艺术家不屑与语的。在我们看来，先要有“自我”才能“寻找”和“表现”说明白了，就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老命。我们才能谈到其它。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简单的事实”想必人人都明白的。不吃、不喝、不住、不穿而一意去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那真是如鸠山所说，是“神仙过的日子”尘世中尚未见到过。在十亿人都为吃、喝、穿、住忙碌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怎么能置身事外，不去表现人民的悲欢和愿望呢？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弄得不好，自我的小命“或老命尚且不保，又从何处去寻找和表现它呢？而要解决好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舍此莫属。我想，这大概是你我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改革者身上的原因吧。

许多好心的朋友（决非赞同寻找和表现自我之辈），都希望我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我常常也为之苦恼。艺术是无止境的，高峰之外有高峰；小说艺术的提高，又不是在小说艺术之内翻花样，却要在小说之外的各门艺术和生活的多方面感受中去寻求，不是短期的进修能够立竿见影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写小说的辩证法》（《小说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已谈过。有时，我会冒出很沉重的力不从心的悲哀。我想，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艺术功力，虽然彼此相较而言有高低之分，而从整体上说，可能也就如此了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外国作家在纯艺术的领域里作更广更深的开掘的时候，我们却手拿着铁锹修地球哩。直到现在，我写作的案头还离不开《现代汉语词典》，可是这能怪我过去偷懒，荒废了二十年的时间么？

但是，在我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时，我也并不气馁。我看过一些欧美、包括苏联作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写的小说，当然，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可是，大部分作品除了在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上有些新花样外，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的探索、对社会生活和反映也不过平平，只是形式上给人一种新奇感罢了。我们修了二十二年地球，放下铁锹就能写书，如不妄自菲薄的话，我们写的东西至少不比他们逊色多少。这难道还不够使我们引以自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