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文的回信

国文：

你给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风格》，阿桂将清样寄给了我，意思是让我们形成一个“三角”的通讯关系，通过对你的《hua园街》和我的《风格》的讨论，谈一些创作上的问题。

记得在北京你那间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当舒服的客厅里，你、我、万隆、良沛，曾谈到以后要少给自己的作品作诠释的话。一个作家，写chu一bu作品来，世界给他的gan受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都在他这bu作品里了，至少是这一bu作品应该包容了他的这一bu分gan受和看法。如果他还有别的gan受和别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写chu另一bu作品来。在这一bu文学作品之外，他又不诉诸艺术手段，不通过艺术形象，而用论理的形式来阐述他的这一bu分gan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说这个作家在艺术上低能，也可说他有点唠叨吧。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作理论上的阐明，常常会制约读者对他这bu作品的理解，不是加qiang了他这bu文学作品的效果，反而会削弱他这bu作品的gan染力。所以，这zhong方法是智者不取的。

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hua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hua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wu的沿革，常会透louchu曾居住在这座建筑wu中的人wu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历史，会引起后人的gan叹。苏武的“楼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liu总被雨打风chui去”和“寻常巷陌，人dao寄nu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chu的一zhong命运gan么？楼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人wu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chu悲剧，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凶宅”么？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有着乐观主义的背景和se调，最终会显现chu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

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cu糙一些，我还是很喜huan。这不仅是因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wu也写得很“活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chu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一座建筑wu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wu里住过的人，立意、人wu和情节的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hua园街》作比较，这两bu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gan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筑wu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wu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chu1理，把一个小小的灵gan衍化成一bu写改革者的长篇小说来。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jin密相联的。在这zhong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番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ju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

不改革，中国便没有chu路，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灭亡；不改革，你我就又会坠入十八层地狱，哪有你优哉游哉地写《hua园街五号》，我优哉游哉地写《男人的风格》的条件？对不对，你是哪里爬chu来的还gun回哪里去吧！最近，不是已经有人借着清除jing1神污染之机，企图一笔抹杀三中全会似来的文化创作成果了么？所以，我们还可以加一句：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

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juti作品上来吧。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hua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chu1，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