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进入自由状态

——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

“在限制中才显louchu来能手，

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

——歌德

年前，陕西的朋友来银川，邀我到西安这座历史名城观光，同时向西北文坛的老前辈们学习，与同行们jiaoliu创作经验。我非常高兴。但我又请朋友们答应我这样一个要求：是不是能允许我过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号再动shen？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的mingan诧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过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元月四号是我儿子三周岁的生日。

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和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chu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日子却是有纪念意义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丈夫气概，只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文学创作，几乎是与我儿子chu世同时开始的。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银川是个雨雪霏霏的日子。如雨的雪粒飘洒到地上很快就rong化了。街上和医院里的甬dao都shi漉漉的；天气和景se，既像是初chun，又像是shen秋。使人既满怀着欣然的希望，又夹缠着无端的哀愁。我在市医院那间玻璃破碎、四面透风的产科候诊室里席地而坐。地上到chu1是一滩滩呕吐wu和垃圾。墙上也污秽不堪，涂着一缕缕令人可怖的血迹；卫生宣传画多半是残缺破损的，仅剩下一张完整的人ti解剖图也似乎弥漫着一zhong不祥的气氛。走廊上不时传来临产妇的shenyin和陪伴者的抚wei。这zhong絮叨的抚wei却更使人慌luan。候诊室里坐着的多数是男人和老太太，虽然都默默无语，脸上却表现chu一zhong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他们每人（当然也包括我）shen边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装满食品的网袋。那模样，不像在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倒像准备去zuo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

蓦然，我心tou一动，gan到这一切所形成的气氛，对于我，对于我们共和国的新时期，都仿佛有zhong寓言的意味。一个人的新的生命，一个国家的新的时期，一个小生命的诞生，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的。这样的开始，预示了他们都必须顽qiang的奋斗才能胜利或生存。

我候了三十多个小时，有点熬不住了，去医院的门房烤火。待烤暖后回来，shen夜十一点，小家伙终于哇哇地chu世了。抱着他从产房chu来的护士，据她自己说看过我的《吉普赛人》和《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私下里给了我一点特权，允许我在他进隔离室之前看他一yan。那面貌不怎么好看，像个rou红se的小虫虫；脸上沾着血污，蹙着眉，闭着yan，如同也像我一样费力地挣扎了半生。这时，我yan睛里渗chu了泪水。这泪水不是来自zuo了父亲的huan愉之情，而是一zhong对人生的gan动和意识到承担了责任的沉重gan。孩子的chu世，我当专业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许是大半生）中全然没有想过的。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极左路线给我规定的shen分，不允许我为社会、为国家承担任何责任，倒也使我轻松自在，优哉游哉，拣到一个烟pigu就是这一天最大的享受。我可以用玩世不恭来掩盖对国家、对社会的命运的忧虑；“冷yan向洋看世界”这zhong“冷”是热透了的“冷”里面蕴han着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的辛酸与悲哀。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gan了。这样的变化，怎能不使我潸然泪下呢？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中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一bu、两bu、三bu。其中一bu还是我自己动手改编的，并从tou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孩子从咿呀学语，到现在已经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所以”、“然后”这样的虚词了；他很小就喜huan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一些类似chou象画派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来和自己对比。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大概也不过chu1在我儿子目前在说话和涂鸦上的程度吧。因为我面对文学，和他面对世界与人生，是同步开始运行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重视他三周岁生日的缘故。这个日子，也是我搞专业文学创作的三周年。他当然还不会总结自己三年来的收获，只会吃巧克力。我却想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沉下心来思考一下这三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ti会是什么。

我想撇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