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关系和人的个性中。我一直这样认为，阴暗写透了就是光明；一片纯然的光明还是等于黑暗。我全部作品都没有回避阴暗，相反，我写阴暗时力求透过纸背，达到生活的“本然的真实”——美丽与光明。阴暗写不透，讲究“分寸”和“角度”就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而达不到积极的效果。

在《肖尔布拉克》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说实话，到这时我已遏制不住对杜会主义改革的热情。因为全部情势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如此艰难复杂的征途中，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我们国家便寸步难行。我相信《男人的风格》会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也可能由于描写了主人翁大胆的议论和泼辣的行动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我确信，我笔下的主人翁的行动尽管和某些具体文件规定的条文不尽相同，他还是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行动和某些已经形成的习惯与流行的意见不同，他才是真正和党中央在政治上高度地一致的。他的议论虽然独特，却全部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曾递上条子问我；“你究竟想干什么？是要当文学家还是要当政治家？”我说，从我开始搞专业创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准备当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二十二年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政治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绝不能够建立在流沙上。不管你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都必须先创造一个能以使艺术繁荣的社会条件；文学离不开政治，中国当代的文学家更应该首先是个社会主义改革家。

这种想法，特别体现在我写《绿化树》上。我写这部中篇时，正是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被一些同志理解和执行得离谱的时候。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中：先是说中央要点名批判《牧马人》，后又说自治区宣传部召集了一些人研究我的全部作品“专门寻找精神污染”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寻找”总是能“寻找”得出来的。但我坚信党中央提出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实质，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不是像谣传的那样似乎又要来一场什么“运动”如果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反而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某种衰落的迹象，人民不会去骂那些乘机推波助澜，想搞一场“运动”的人，却会埋怨党中央。那些背离了党中央精神的理解（有的是可以见诸报端的），激起了我理智上的义愤，于是我倾注了全部情感来写这部可以说是长篇的中篇；在写的时候，暗暗地还有一种和错误地理解中央精神的那些人对着干的拗劲。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六○年普遍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人”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采，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大感召力，写出社会主义事业不管经历多么艰难坎坷也会胜利的必然性来。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党中央及时地澄清了一些错误的理解，明确了精神污染的界限。我们自治区宣传部特地让我在报纸上发表了谈话，在电视上亮了相，也澄清了前一段时间所谓的“寻找”确系谣传。但那时我已经把十二万多字的初稿全部写完了。我感到欣慰的并不是我能写出《绿化树》，而是我能在那种谣诼四起的气氛中写出它来。

以上的一切只能说明迄今为止的过去三年。现在回顾起来，在那三年中我仿佛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但是，在当时的那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却绝不是满足的、有自由感的。这就是进入自由状态的诀窍。时时刻刻我脑海中萦回着马克思这句话：“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他就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百八十七页）。现代，从最紧张的社会矛盾之中创造了迅速向前运动的体系，人的大脑必须飞速地运转才能跟得上去。今天你认为是处于自由状态，说不定明天就会感到你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与同志们共勉：

“意识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却是不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