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题材等等皆不必去考虑了。“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必须获得人格的印证，要求把思想融为自己的血肉。如果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作家主体的思想，就没有任何界限和局限去制约他选择写作题材和生活素材，在他处理他自己熟悉的任何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即使是生活琐事和儿女私情上，都会打上历史唯物论的印记，都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起到进步的和鼓舞人心的社会效果。

这样，作家就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其实，作家主体进入自由状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面临的特殊问题。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或说是有所成就的作家，都无不和当时的进步思想有联系，有许多，还是当时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当时的进步思想，就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相对真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继承了那种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当然，历史上也有思想上或政治态度上保守或反动的作家，同样写出了伟大和优秀的古典名著，比如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但这并不说明有例外的情况，只说明了他们忠实于生活的现实，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而使他们采取了超然于其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利害关系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这些大师们的目光透悉到生活的表象之下，达到了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的真实，本然的真实”因而，自由与必然，心灵与对象，规律与动机等的对立都不存在了；他们也就进入了自由状态。

如果说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也可学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不必掌握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只要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现实就够了，这显然是荒谬的。现在令人不安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当中许多同志还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悉到生活表象之下的现实，使“一切欠缺和不幸消除”使“主体和世界和解”甚至还根本弄不清四项原则中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项原则的边缘界限在哪里。本来我们有着很广阔的天地可以驰骋，而今有些同志却划地为囿，如盲人骑瞎马在大平原上旅行，自以为四处都有绝壁和陷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既可能被这样那样的批评束缚起手脚，本来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却自以为犯了错误，又可能为这样那样的“新思潮”、“新主义”所吸引，搞得眼花缭乱，自己已经走上岔路却自以为一贯正确。这样，他怎么还能够处理好自己本来可以说已经相当丰富的、并且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呢？

我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所谓的“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极不准确，故妄借之）已经到了尾声了，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四项原则，文艺界已经强调起作品积极的社会效果来。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想在现实问题上发现和表现自己的激情，于是我写了《龙种》。《龙种》在艺术上没有成功，我已在一封书简（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六期）里总结了教训。但那绝不是因为我写了政治才削弱了艺术性。在写《龙种》时，我是顶着社会上的一股风的。当时风行的是“引进外国现代化农机是促进农场改革的可行办法”这种观点，报刊上大力宣传着黑龙江某大型农场引进美国农机的“先进经验”；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还被认为在农场是不宜推行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国营农场的改革不过是固定工资加奖金罢了。而三年后的今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却正和我在三年前写的《龙种》中的文学语言完全一致。当然，现在再来看《龙种》这部小说和电影是没有什么味道了。然而，现在至少证明了我在搞专业文学创作的起步时，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