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都正陷在彷徨无路的神危机中。鹰四曾积极参与１９６0年反对签署日安全保障条约的学生运动，运动失败后，到国放狼度日。他渴望结束浮萍般的漂泊，寻找到心灵的归宿地；三郎则始终是学生运动的旁观者，他陷的是家生活困境（孩先天白痴，妻酒中毒）。兄弟二人的人生观念虽然颇不相同，但在返回故乡，开拓新的生活这一上，却获得了共识。如果说，在大江此前的作品里“峡谷村庄”主要意味着“丧失”那么，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峡谷村庄”则是所兄弟寻找自我、寻找心灵故乡的空间。大江曾说：小说主人公的家族姓氏“所”意思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本所在。①作家关于家族历史与灵魂源的解释，可以说明所兄弟的“寻找”由现实到历史层面的原因。鹰四通过想象重构自己的曾祖父之弟、万延元年（１８６0）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神话，明显是为自己组织村民的行为寻找历史认同的依据（identify）。而鹰四与三郎的对峙，则与其曾祖父辈的兄弟冲突形成呼应。最后，鹰四也像他的祖辈一样走向了毁灭，但他的死亡却促动了三郎的转变。三郎终于意识到，鹰四是忍地承受心灵地狱的磨练、顽探索超越心灵地狱、走向新途的人；于是，他勇敢地接回自己的白痴儿，收养了鹰四的孩；从鹰四的人生终，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峡谷村庄”就这样成为提供“再生”可能的理想空间。

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文化的绝对和单一封闭，大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丰富、开放的生动形态。这一发见直接促成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创作，作家说：“促使我创作这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②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则明确提了“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他认为“从边缘发”是小说整地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本所在“必须站在‘边缘’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③

“３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国，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以及其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异文化共存结构，给我留下了刻印象。以此为媒介，我得以重新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①

②大江健三郎：《作为旅行的树木》。

②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１９９２年１0月。

在大江的文学世界里“森林”与“峡谷村庄”几乎是可以相互置换的意象。作家曾说，他所理想的乌托，就是“我的故乡那里的森林”“森林峡谷里的村庄”①和“峡谷村庄”一样“森林”在大江的作品里，常常作为人的“再生”之地（如《同时代的游戏》，１９７９年），或者时代的隐蔽所（《时代的森林隐遁者》１９６８年）而现。在“森林”的延长线上，无疑还矗立着“树”的意象。大江的作品里关于树的描述俯拾皆是，几乎达到偏程度。他的“雨树”系列之所以把“树”作为“死与再生”的象征，他的最后一小说之所以仍然以树为题（《燃烧的绿树》），都不是偶然的。大江说，树是帮助他跃想象领域的旅行械，是他“接近圣洁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的媒介。”②

大江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位置的主意识形态。他清醒地看到，在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主文化和主意识形态也起着支作用。他认为，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过文学语言，创造真正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摸d

①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据作家说，这一姓氏是据冲绳语里的一个词汇确定的。

①大江健三郎：《为日新的文化关系而写》，１９９２年５月。

①大江健三郎：《寻访乌托寻访故事》。

据该书“后记”大江“边缘－中心”模式的提，与阅读山昌男的《文化与两义》（１９７５），接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理论有关。

应该说，如果仅仅把“森林－峡谷村庄”作为理解大江作品文本的关键符码，那是不够的。森林－峡谷村庄与大江的文学世界有着更刻的联系，它对于大江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小说方法的形成，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大江回忆说：

③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１９７８年，岩波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