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你刚才说有很大收获，我才松了一口气。你能千里迢迢飞越大洋，来到中国偏僻的农村高密东北乡，这种力量肯定是来自文学。也说明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起点和文学起点有很多相似之处——你说你的人生始于日本四国一个被森林包围着的小村庄，我也很有同感。我的起点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这几间又矮又旧的老屋。后面曾经有河水流淌，前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我与河流的关系非常密切。刚才大江先生讲到我在小说中写河水像马头一样冲过来，在我们这里把这种现象叫做“河水头”每年的夏秋季节，只要上游地区下了大暴雨，过那么半天或一天的时间，洪水就顺着河道奔流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首先会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隆隆隆隆的响声，然后孩子们就往河堤上跑，看着河水仿佛从天边沿着河道滚滚涌来。河水头比河面要高出许多，就像一群扬着鬃毛狂奔的烈马，所以说河水像马头一样冲过来。河水头一过，水面一下就会涨上来与岸齐平。这时候的河水全是浑浊的黄色，因为带了上游大量的泥沙下来。这是孩子们欢天喜地的时候，有些水性比较好的小孩子在河堤上观望，看着河里漂下来的东西。有时候河里漂下一棵树，也许是一棵果树，树上还挂着果实。有时候漂下一株玉米来。我记得有一年河里漂下来一个西瓜，在水里翻来滚去，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跳下河去，水性最好的那个孩子把西瓜捞上来，大家就在河边把西瓜分着吃掉了。河水不单为我们提供了食物，而且后来也给我提供了文学灵感。有河的地方肯定是文明产生的地方，也是文学产生的地方。紧挨着河流是一片草原和荒地，这与你刚才提到的《透明的红萝卜》也有关系。其实是因为河水太大了，为了保卫村庄，大家就在河对岸…那里是一片洼地…修建了一个滞洪闸，在河堤上修了几十个涵洞然后用闸门闸住。平常河面很低的时候就让水沿着河床往下流，而一旦河水涨到要威胁村庄安全的时候就把闸门拉起来让洪水流到荒地里去，这就减轻了河堤的压力，保卫了村庄。读者可能也知道，我写的《透明的红萝卜》里有一段个人的亲身经历。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在滞洪闸上当过小工，那还是在中国的人民公社时期，五十个村庄里每一个村选出十来个人，集中起来有三百人左右，全都住在桥洞里面，每天拉来石头修建滞洪闸。因为必须用铁钻把石头刨成平面，所以需要一个铁匠，而我当时就在铁匠的手下做小工，他打铁，我给他拉风箱，烧那个铁钻。那是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几十年以后当我写完《透明的红萝卜》，回到家乡又到那个涵洞下面去看了看。那时我发现这个涵洞和我记忆中的涵洞全然不同：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那个涵洞高大宏伟，但是当我故地重游时才发现那个涵洞原来是这么矮小，一伸手就可以摸到顶。我想童年记忆里的很多事物都被自己放大了，因此童年的记忆如果用真实来衡量的话是不可靠的，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却非常有意思。

大江：在我看来，河流是从其他的世界，也就是从异界通往自己生存的地方的通路。尽管也还有通往森林的道路，但是我总觉得只有河流这个通路才是让人造访一下天国、向上天献一献花的惟一途径。我坚信生活中的真实是在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中体现出来的。比如说对于先辈的信仰，我妻子的哥哥伊丹十三先生五年前就去世了。尽管他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在我去年出版的描写他的一本小说中，他仿佛仍然活在现实里，并且还在参与我的日常生活。我觉得这部作品写出了死与生的日常性，以及非常深刻的悲痛。而这一次，我在桃树林中看到莫言先生和先祖相会，体会到一些与我在日本都市中描写的事物十分相似的东西。而且，这似乎也让我找到了还是日本农村人的自我。在文学中，洪水是很大的一个主题。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背景是洪水暴发，使得一个村子与其他的市镇和村庄隔绝开来。我在小说里写了孩子们如何在这个封闭的村子里生活，以及如何与朋友对立等等。不过，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写作时非要写上发洪水这一背景才能让小说成立这一问题。刚才听了你的谈话，我突然明白我为什么会把洪水当做背景：首先，我写的洪水和我少年时代经历过的日本的战争密不可分。这一点只有被卷入大战，打着仗，并且觉得离绝望不远的孩子们才能明白。其次，我还领悟到我对洪水抱有与生俱来的恐惧，因为我终究是个农村人。第三，在这些抽象的大背景之下，还有一些根植于我体内的、我孩提时代对洪水的具体回忆：战争时期缺少粮食，于是大家想法子挖了野菜的球状根茎，磨成淀粉，用水洗去毒素，把它当粮食存起来。我叔叔和妈妈办了个小工厂，屋子里放置了保存淀粉的桶。那些桶顺着河滩摆成一排，夜里洪水来了的时候水流把它们一只只地冲走了。大家发现后就组织抢救，我在水里一边游一边也拖回一两只桶来。但是在跳下水的那一刹那，我身体被水里尖利的像草刺儿那样的东西扎了一下，当时觉得特别疼，但为了找桶还是坚持下来了。这件事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桓不去。我想大概是因为上述三点原因，我才会把洪水写进小说中去。这样说来，我越发觉得我和你一样，都是农村小孩转变成的作家。然而，尽管我本人常用第一人称写自己的事情，却没有像你一样把自己儿童时代的经历大量地写出来。莫言先生的作品中有一部可以称得上和《秋水》并称早期杰作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里面描述的景象我这次来到高密县全都亲眼看到了，既有大河，也有调节水位的闸门。你少年时代好像也在那里劳动过，作品里提到那里有个被人称为“黑孩子”的、不可思议的少年，浑身洋溢着男孩子的生命力。作品里也描写了人民公社的生活。你就这样以人民公社为主题，把你少年时代的记忆发挥出来，用非常现实主义的手法，创造出甚至超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真实形象，并且由此形成了莫言的世界。

莫言：我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苦闷，因为我觉得找不到东西可写。我看报纸听广播，到处收集素材，但是觉得什么都不好用。我曾经在部队当过保密员，那时候我甚至想从保密文件里找到一些普通老百姓不知道的东西写进小说，可是后来发现这样也不行。到了1984年，我写了一篇小说，就是你刚才提及的《秋水》，文中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些个字眼，出现了河流，出现了无边无际的洪水，我一下子感到自己少年时期的生活被激活了。《秋水》之后，还写了一篇叫《白狗秋千架》的小说，其中也写到了玉米地、河流。《秋水》写出来以后试着投了三家刊物，都被拒绝了，后来是发表在河南省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以后有几个评论家说好，说很有意思。于是我的自信心受到了鼓舞——原来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到小说里去，而且大家还说好。我觉得一下子打开了通往小说宝库的大门，我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闸门一开，河水滚滚而来。说到少年时期的记忆，我想肯定与我们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我们村是在三县交界的地方，这三个县分别是胶县、高密、平度。七八十年前，这里的人口很少，我的爷爷奶奶、曾祖父母从县城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村子里只有三户人家，当时名叫大栏村。因为处在三县交界的地方，所以三个县都不管，只有一片荒地，地势又都很低洼，老百姓就到这里放牛牧羊，所以都管这个村叫大栏。六十年代的时候，这里的水流特别大。我六七岁时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就是一推开我家的后窗就能看到浑浊的河水滚滚东去。发洪水的时候，河水比我们家的屋顶还要高。但凡有劳动力的家庭都要出人在河堤上守护，抱着被子，抱着墙上拆下来的砖头，甚至抱着刚摘下来的葫芦、冬瓜，随时准备往出现缺口的地方填东西补缺。我站在我们家窗口看着滔滔的洪水觉得既恐怖又壮观。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青蛙的叫声。到夜晚的时候，村子外边的田野里，成千上万的青蛙一起鸣叫，震耳欲聋，简直就是青蛙的大合唱。洪水和青蛙的叫声是我童年时期的两大记忆。

大江：小说家把自己童年的记忆加深，再加上自己的记忆和想像力，使得自身能够在童年的自己和成人的自己之间自由移动，这是小说家应有的能力。从这一点上，我看到了莫言先生作为小说家的特点，也看到了我们的共通性。但是你在谈话里提到小学时代为修堤坝而劳动，又在铁匠铺当小工等等经历，这是不大会发生在普通人家的小孩子身上的事情。莫言先生家里也不像是特别贫穷的，所以我很好奇，那个时代像莫言先生这样的孩子为什么会到铁匠铺里去劳动呢？尽管这对小说家来说是很好的经历，因为多少可以积累一些人生经验。但是其原因是不是和“文化大革命”直接相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