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的财富，但是当时精神上是非常苦闷的。后来我的小说里出现了那么多大自然里的动物，青蛙的叫声，鸟的叫声，以及牛、马、骡子、河水等等事物，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能够上中学。假如上了中学接着再顺利地上了大学，如果现在还是当作家的话，我写的作品可能跟现在的风格不会一样。童年的生活尽管十分艰苦，很贫困，但是乐趣很多。比如我每天在桥梁工地上，仍旧是感到欢天喜地的。工地上那么多大人，有男女青年，在休息的时候有人唱戏，有人摔跤，所以尽管我饿得要命，但还是打闹着快活着。“文革”期间政治上十分黑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阶级斗争搞得特别离谱，可以说是人人自危，有时候一句话说得不好，就可能招来祸患。大人们心里都很沉重。但是孩子们还是生机勃勃，拿着铁皮卷的喇叭，沿街高喊政治口号，把喉咙都喊哑了。我当然希望童年能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受到更好的教育，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没有受完整的教育，吃不好，穿不暖，十五岁以前光着屁股，参加了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这些独特的经历，就成为了创作的财富。对一个作家来讲，童年少年时期非常重要，而且命运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要大得多。如果不是命运把我降生在这样一个村庄，如果不是把我放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之下，我的想像力无论多么丰富，也不可能写出《透明的红萝卜》那样的作品。

大江：我读了莫言先生的小说以后，想到的也是命运这个问题。你作为农村的孩子生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代，现在则在一边关注中国的现状一边坚持写作。这真的只能说是作为中国人生活着的莫言先生的命运。我也愿意相信这一命运就是莫言先生的文学。看看过去“文革”时代有很多从城市来的被称作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人来到农村，让农村一下子有了很多知识分子。后来那些人里面也出了作家，我也读过他们的作品。但是，从城市来的“文革”时代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与生长于农村、长大后开始写作的莫言的文学完全不同。你这样的作家，也许在中国只有你一个，全世界也只有你一个。

莫言：中国确实有一个知识青年作家的群体，他们就是在“文革”初期的时候从北京、上海等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年轻学生。我们村里就有很多从青岛下放来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里面有一部分后来开始写作，也写农村生活。这些人是八十年代文坛上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很活跃。您认识的许多中国作家就是这样的出身。我后来认真比较了一下，我跟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出身。知识青年作家在农村确实也吃不饱，也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感受到的物质生活的贫困程度跟我们感受到的是一样的。然而，尽管他们可以把农村生活也写得凄凄惨惨的，但是他们不了解农民的思维方法，因为他们不是农民，而是城市里的孩子。在城里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才下到农村，眼前的生活和他过去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所以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比我们深重得多。而我们农民生来就在这个地方，没有见过外面繁华的世界，所以我们本身也没感到生活有多么痛苦，我们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天经地义，我们甚至还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最幸福最美满的地方，而世界上许多人，都比我们痛苦，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他们。所以，即使我在小说里写痛苦，但那里面还是有一种狂欢的热闹的精神。就像你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面写的东西。我看了那部作品以后，就觉得那与我们在“文革”时期一帮孩子今天组织一个战斗队明天组织一个战斗队，来回乱跑乱窜乱革命很相似。知识青年作家们可能就体会不到这一点，他们好比从天堂一下子坠入到地狱，痛苦得不能再痛苦，已经感受不到什么生活的乐趣了。还有就是他们的思维方法还是城市人的思维方法，甚至是一种小知识分子的思维方法，我们则完全是农民的思维方法。六十年代的时候雨水很多，阴雨连绵，农民看见今天又下雨，就会很焦虑，会想南边那块玉米地要涝了，北边那块地瓜也要涝死了，那我今年年底可能会没饭吃，因为从生产队分到的粮食会非常少等等。但是知识青年就不会这样想，他们看见下雨就会特别高兴，因为今天又可以不出工了，又可以在家里休息，看书，或是打扑克。所以我跟知识青年作家的区别在于，我了解农民，我知道农民碰到某一个事物时会怎么想，而他们是不同的。

大江：虽然不是农民的后代，但是我出生在农村。我非常想用某种形象清晰地表达农村生活里含蕴的一种积极的东西：某种活力，一种强大的力量——用你的话说就是生命力——这就是我的文学。当年，我没有继续在农村住下去而是去了东京，成了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当我把这一点当做自己的人生问题重新考虑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要把自己求学、而后在学生生活中体验各种经历并且开始作家生活的种种，与莫言先生参军并在军队中开始文艺活动，最终成为作家这一经历相提并论。我非常赞同日本宪法里规定的不允许保有战争目的的军事力量这一思路，那也是我的想法。但是一说到写作，我还是要把大学比作是我的受训成长的军队。日本的听众会觉得这样自相矛盾的言语特别滑稽吧。我最初丝毫没有打算想放弃农村生活——那种充满欢乐的生活——离开可以说是我幼年的天堂的村庄，去东京成为作家。当时仅仅是某种东西让我疏远了农村，让我下决心尝试以前从未接受过的学问的训练。那时候我相当痛苦，因为原先几乎没有好好学习过，去了东京以后也没有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就只好在那里打起了工。每天苦恼度日。想起那样的生活，我想问莫言是怎样参加了解放军？又是如何写出了最初的优秀短篇小说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