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电影确实是影响巨大，非小说能比。能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是我的幸运。

大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不论是文学还是电影都有过辉煌的时期。(现在)大家都说中国文学和电影最辉煌的时代过去了。

莫言：我觉得八十年代文学艺术的风起云涌其实是不太正常的。文革十年期间，文学、电影等艺术一片空白。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出现了成熟的作家。当时人们对文艺的期待和那种膨胀的热情是十年“文革”压抑的结果。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老百姓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八十年代，家里如果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就很了不起了，现在一台彩电还不如一条好烟值钱。各种艺术门类、各种娱乐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人们打发业余时间的方式太多了，导致小说、诗歌的读者减少，当然也导致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减少。这里面有物质方面的原因。

张艺谋：我和莫言一样也很怀念八十年代。现在的人已经不去电影院了，什么电影都不看了。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都花在打麻将、旅行、美食上面了。电影院和舞台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人类有个共同的癖好，一场灾难结束之后就特别愿意思考，比如中国的十年“文革”结束后，或是日本二战结束后，包括欧洲、美国，在苦难发生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都会因为思考产生高质量艺术，形成艺术的复兴时期。这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关心、渴望了解艺术的情况。而现在是和平时期，连出了那么多大师的日本电影现在都不景气了。和平时代丰衣足食，娱乐和消费成为主流。严肃的艺术就失去了观众，剩下的就只是好莱坞的流行。在这个时代，做导演比做文学家幸运。因为电影还有娱乐片和武侠片这种片种，比如我现在拍的武侠片《英雄》。当然我也要讲求艺术性，但也只是当做一个动作片的包装讲究一下而已。而做一个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致力于创作有深度的作品，读者就会越来越少。

大江：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也是没什么读者的作家，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却被广泛地阅读，有了大量的读者，那是我的一生中惟一幸福的时期。在那之后又过了将近三十年，但是读者减少了，没有什么人读我的作品，我反倒可以非常自由地写作，也尝到了这种情况下喜悦的滋味。莫言先生在痛苦的时期积淀了自己的文学，写出极为出色的作品，不仅向中国人也向全世界展现了迷人的风采。我也要向莫言先生学习，将生命中的能量注入到创作中去，进行晚年的工作。

莫言：这是互相影响的。我读大江先生的《小说的方法》，经常有些段落会让我掩卷沉思，我想这个地方我也可以顺着同样的思路发展下去，发展成一篇小说。比如你讲到麦克威尔在他的《白鲸》里引用了《圣经·约伯记》里的那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你说这是你的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准则，这饱含深意。我认为这也是我的创作原则。我们搞文学也好，做电影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这才是作家写作应该持有的态度。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是惟一的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有这种惟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说不说是我的问题，读不读是你的问题。拍不拍是你的问题，看不看是他的问题。但我要按我的想法来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只剩下一个观众。

张艺谋：我到现在也没能够当成作家。我所有的电影都是由小说改编的。我觉得最难的就是面前铺开一张白纸，拿起笔，或是打开电脑，从零开始写，反正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从心底佩服作家。怎么就能从一张白纸开始写出那么多故事来呢？那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所以我特别敬佩作家和诗人。

大江：认为张先生没当成作家而深感遗憾的只有张先生一个人吧。但是认为张先生没当成作家是幸福的，就不单有莫言也有其他作家，还有我们这些看电影的观众。看来你没当作家还是正确的选择啊。电影《幸福时光》经十二年之隔，又用了莫言先生的小说当脚本，这是为什么呢？

张艺谋：其实我是一直在期待着和莫言再次合作的。我发现莫言的作品有了很明显的改变，变得更加关注现状了。当然这是跟我们大家的生活环境有关的。从最早写人的传奇、家乡的故事，慢慢到写身边的事情，恰恰我当时也正想拍身边的小人物。后来看到《收获》杂志上发表的《师傅越来越幽默》，我一看标题就觉得特别有趣，一看是莫言写的，我就把它先搁起来准备重点阅读。到了晚上，竟一口气读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能反映时代的变化，于是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想去改编。我觉得在转换成电影的过程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在电影里不好表现。莫言故事里的人物是过去时代的一个劳动模范，到了新时代，他的观念、生活甚至生存环境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由此围绕他产生了一个很幽默很荒诞的故事。但要拍电影这个人物只能改，不能是劳动模范，只能改成退休职工，还不能是下岗职工。其实我们也力图要保持作品的戏剧性以便折射时代的变化，让大家的目光来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但最后我觉得《幸福时光》表现出来的莫言想传达的东西太少了。现实题材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没有像《红高粱》那样得到他很多“真传”

莫言：我看了这部电影。就像张艺谋说的那样，拍的时候有很多限制，这一点我与艺谋有同感。中国有句老话，艺术家是戴着镣铐跳舞，而他的镣铐过于沉重。我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劳动模范临近退休突然下岗了，他整个人落到了一个不尴不尬被晾起来的境地，由此才产生了一系列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张艺谋的电影把人物的身份变换了以后，就面临着再创作的巨大困难。如此一来，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环境就没有意义了。小说中在汽车壳子里所发生的故事又涉及到一点性的问题，在电影里也是不太好表现的。假如这部电影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具有挑战性，而张艺谋非常想拍，结果却遭遇了很多障碍。绕来绕去，他心里很多想表现的东西只能是曲曲折折暧昧地表现出来。这与《红高粱》直接“吼”出来是不同的。作为小说作者，我看了以后，有的地方还可以会意，但观众看了以后就很难感受到我们原来的创作初衷。不过，不能否定这个电影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任何一个大导演或者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生涯都不会是一片坦途，肯定会有起有伏，而这种起伏恰恰是一个艺术家向高处攀登的表现。

张艺谋：其实我没有很认真地去问自己：你到底为什么想拍电影。我有点像逛商店，不知道想买什么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东西打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有时候很可能是一种视觉的东西在吸引我，对我来说就是颜色。对！颜色。我对视觉的东西很敏感，很迷恋，希望莫言能再写一个特别有颜色的作品，我会觉得很兴奋。《红高粱》就是凭视觉上的印象俘获我的。

大江：刚才说的很有意思。事实上，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难回答。那就是，现代的中国作家和导演，也就是说在努力“表现”着的人，他们要表现什么。这个问题如果问我，我是不知如何作答的。因为尽管我也是日本的“表现者”也就是“作家”可是要问我关于现代日本、或是现代世界应该表现些什么，我答不出来。我说得出来的也就是现在手头写的作品是反映了某某主题，作品表现了某一点，对某一点我可以负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