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多次使用“High”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一泻千里的写作状态：“写得就像没闸似的。”这种状态一般会在作品写到超过一半的时候出现。那时“每个人物都会有自己的命运了”性格也已成型，他们好像自己会走。她每天需要做的，仅仅只是顺着他们的逻辑动动铅笔——她依然用铅笔写作。

严歌苓到底能写多少？她的回答是“我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可以写。我总是觉得我最好的一部作品还没写出来。想趁自己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多写一点。”

她想说的故事总是层出不穷，比如，很久以前，她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我们国家发生过这么多的历史大事件，而同样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身上，应该会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几个人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下的命运都写下来。

“一个小学教员，一个私营工厂的厂长，跟一个国家干部，他们是怎么样在国家的历史中沉浮的？”她觉得这会是蛮有意思的一种尝试…

她还横向尝试了移民题材。《扶桑》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故事，后来的《风筝歌》《乖乖贝比(A)》等作品写的是第二代。“本来想往下写，看他们命运的变迁，一直写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现在只写了这么一点。”她说。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更为罕见的是，严歌苓的高产量并没有影响到她作品的质量。李敬泽指出“高产，而且质量还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准上，这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内在力量。”

“很优秀”也“很边缘”

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到出国后的生活，然而她认为，这几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历练，都是“强加在她头上的”“我所经历的已经远远超过我所应该经历的了。”

也许恰是这样复杂而颠沛的人生经验，使她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毫不讳言地把严歌苓放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位”的高度“她的作品技术含量比较高，”他认为，中国的大部分作家不太会写长篇小说，要么是把中篇拉长，要么就写得非常拖沓。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通常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核’，动机、展开都处理得比较好，叙事控制松紧适度，还经常把命运推到一个非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拥有一种很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

这恐怕与严歌苓经过美国的专业写作训练有关系。而居住在不同的国家，游离在不同文化之间，更使她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写作视角。

“因为严歌苓独特的背景和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写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状态，”李敬泽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家、民族的差异中，严歌苓的确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