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三岁，她到成都参军，由于是“反动知识分家”，队里的人都对她不冷不。十五岁，她上30岁的军官，被集批斗。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已经在潜意识里给了她最创伤的记忆，而正是这创伤打开了她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望。她开始尝试写作。

幸运的是，严歌苓可以通过写小说来发这矛盾和冲突。渐渐地，她发现，写作就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除开调查采访和找资料的时间，她几乎把所有的力都投到了写作中。如果一个作品开始写了，那么从早上8到下午1将是她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一般每天会写六七千字。每本书集中写作的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月。

她坦言，成为一个作家，有一丝无奈。

她写作的时候总是不断地发现自己、审视自己；而另一方面，在很多作品里，她都用一个20岁的少女“代替”自己不断地行自我探寻。

“那友情现在不太容易建立了，我恨不得再去走一遭。”她说。

痛苦”

其实严歌苓天生是个很说笑的人。但她传奇般的半生经历使她变得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态，也从儿时起至今，如影随形。

“写作狂人”：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

没有一个年轻人不想从众、得到大家的认同。“我的痛苦就在于想要的那渴望。”

她给人的印象是安静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当这个环境与她心里烈的表达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便使她充满了一倾诉的爆发力。

从1986年至今，严歌苓已经版了15长篇小说、7中短篇小说集，惊人地保持着年均一小说的产量。“严歌苓现在的创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现在汉语作家中最职业神的一个。”文学批评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对本刊评价说。

而在《寄居者》动笔前，她设想了好多语调。这次，她设地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老太太，想象如果自己回忆起一件往事，会怎样表达。

之前，王安忆在复旦教授小说创作，严歌苓也去了，可她觉得“受罪的”她说：“我不是一个当众有话说的人。我的长就是写作。”

“如果我不是这么一个人，而是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人，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医生？我没有学习过任何理科的东西。”她对记者说。

小说对她的重要使她如此地痴迷于写作。与严歌苓同年代生的国内女作家成名之后，纷纷担任一些社会职务或大学教师，而她俨然是一个专职的“写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没什么兴趣。”

直到现在，严歌苓依然困在孤独和寄居的觉中无法自。由于丈夫工作的关系，她每三年就得换一个地方居住。她经常因为跟别人没有共鸣而到失望，也越来越难朋友。

小时候，父母把严歌苓从上海带到安徽，从安徽又带回上海。在上海，她讲普通话，跟周围的孩总是有隔阂“我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属于。”

她抢着扫猪圈，挑猪，特别苦的劳动，让自己工农兵化。平时，她不敢像在家那样随便说话，因为一不小心别人就会觉得她在讽刺他们。

“每个人都会非常怀旧，我最喜的还是我20岁左右的时候，”严歌苓坦言“非常妙。”那时，虽然已经是成都军区的军官，但她非常“淘”和“”有时候，在清冷的半夜，严歌苓会跟自己创作组的女朋友一起去偷别人的莴笋，然后再给人家放几钱。

在故事语调与自己非常契合时，比如说写自传很的《穗语》时，严歌苓也会把自己放回20岁，重温自己的少年时期和早恋。

“我觉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会有文学、戏剧，这些东西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严歌苓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