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你既然要敷衍上级的属下，也就不能不让自己的下级来敷衍，不能不准自己的门房、跟班接受“门敬”、“跟敬”那就太不近人情了。何况这也很难说就是腐败。国外酒店的门童也收小费的么！只不过，他们的小费是据服务的好坏来定的，而在咱们这里，门敬、跟敬的多少却取决于长官的官阶，也算是一中国特吧！

况且，你可以不为自己的属下着想，却不能不敷衍上级的属下。所以，长官的门房那里，你要送“门敬”；长官的跟班那里，你要送“跟敬”如果不送，那好，你就别想见到长官，而关于你的言蜚语却总是会飘到长官的耳里。因此，就连位极人臣的军机宰辅们，有时也不得不笼络得的太监。因为太监虽不，却是皇上边的人。边的人，总是比别的人亲近，也比别的人方便。想帮你或是想害你，有时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岂能“小看”？同样，长官边的人，你当然也虎不得。

还有，就算你不钱，也不在乎升迁，你总不能不为属下着想。你的家丁、童仆、跟班等等，千里迢迢跟着你到外地官，图个什么？你的书吏、衙役、门，为你鞍前后东奔西走，又图个什么？他们可不是什么“圣人之徒”没读过四书五经，也没什么平治天下的理想。他们除了想跟着你风光风光，吃香的喝辣的，也就是想多捞几个。你自己不要，还能不让人家要？如果你这里总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他们就会跟别人去了。不要以为中国人就没有市场经济的观念，择木而栖他们还是知的。

问题在于，即便那些守较好的官员，在薪养廉的条件下，也只能到自己不搞典型的腐败，无法抵制非典型腐败。比如张集馨，就是守较好的。林则徐当然也是。但他们也都既收规礼，也送规礼。为什么？就因为那“礼”是“规”是规矩，是规约，是游戏规则。你要想在官场上混，就不能破坏规则。何况，陋规虽然“陋”但它的名目并不丑陋，反倒很有人情味。比如冬天送的叫“炭敬”夏天送的叫“冰敬”也叫“瓜敬”送木炭送瓜，总不好说是行贿受贿。这实在是一有中国特的政治智慧，明明是行贿甚至勒索，却得温情脉脉。结果，你不能不送，也不能不收。不送，是不通人情；不收，是不近人情。一个不懂人情的人，在中国是连人都不了的，何况官？

000两税银，则要另30两手续费。下级拜见上级，本来是谈公务，却要先用银作敲门砖；纳税人税是尽义务，却要另外拿钱答谢收税人。这是什么规矩？混账规矩！因此雍正勒令取缔，并通令全国：“倘有再私收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应该说，雍正的这一系列举措，是既有理又可作的。可惜其收效却甚微。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就是从他这个宝贝儿开始，大清帝国又重新走向腐败。各陋规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张集馨，光二十七年调任四川臬台时，在北京就又送了15000两银的“别敬”其中军机大臣（实际上的宰相）每人400两，六尚书每人100两，侍郎每人50两，军机秘书每人也有16两。至于使费、费、门敬、跟敬之类，各地方、各衙门、各官员也都照收不误。这还是“非典型腐败”典型的腐败就更是骇人听闻。乾隆朝大学士和珅，家财竟达八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政府十年的财政收，法王路易十四私产的14倍；也相当于雍正五年国库储银的16倍，康熙末年国库储银的100倍。看来，薪也未必养廉。

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陋规，虽然范围有大小，数额有多少，但都无不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权力。总督巡抚为什么要孝敬军机宰辅？下级官员为什么要结首长秘书？就因为他们接近权力中心。所以，规礼的数额虽然一般以官阶的低为准则，却又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张集馨当陕西督粮的时候，送给巡抚的规礼就比总督多。巡抚的规礼季送，每季1300两，一年四季共5200两。总督的规礼节送，每节1000两，一年三节（节、端午、中秋）共3000两。这是因为，总督的官虽然比巡抚大，但隔了一层，不是直接领导，也不同城（陕甘总督驻节兰州，陕西督粮则和陕西巡抚同在西安），权力和影响力反倒小一些。这就叫“县官不如现”所以，哪怕你面对的只是一个科员，但如果你的案正好归他，你就得意思意思。长那里，倒未必一定要打。也就是说，在这里，真正起到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权力，尤其是那些能够直接产生影响的权力。

薪为什么就未必养廉呢？因为薪之外的诱惑，要远远大于养廉银的数额。谁都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银”一年千把两银怎么抵得住？这还是“清知府”如果是和珅那样的大贪官，这养廉银哪会放在里？所以，薪养廉只可能对那些守较好的官员起一补偿作用，帮助他们守下去，对真正的贪官是不起作用的。它也不能遏制腐败，多不过扬汤止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