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薪未必养廉

权力可以换钱，这个dao理大家都知dao。权力如何换钱，大家知dao的可能比我还多。那就不说也罢。现在要考虑的，是解决的办法。

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不但明清，就连时下的腐败，也bu分地与低薪有关。我们的省长、县长虽然不必自己掏钱雇“幕友”、“师爷”（也不允许），调动工作时也不必自己掏路费，更不必四chu1打点，逢人便送别敬，但工资单上的那点薪水，也实在不能算是很高。当然，他们还有工资以外的许多无法准确估算的福利，比如住房，比如医疗，比如用车，比如不需要自己hua钱的吃喝玩乐，正所谓“工资基本不动，饭菜基本不弄，烟酒基本靠送”可惜这些好chu1只有在职的时候才有。一旦离职，就什么都没有了。另外，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上述好chu1。地方有贫有富，官缺有瘦有fei。某些非要害bu门（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蒸馏水衙门”）的干bu，日子就相当清贫；而某些要害bu门（比如纪检bu门）的干bu，因为纪律严明，日子也过得jinjinbaba。

因此，类似于明清官场陋规的非典型腐败，便在不少地方和bu门死灰复燃。当然，公然地收受“使费”、“bu费”、“门敬”、“跟敬”是不大可能，到地方上视察，临走时也不会有什么“程仪”如果有，那是要被视为“典型腐败”的。但非典型腐败之所以是非典型腐败，就因为它总能找到恰当的方式，让大家无话可说，或者无法可查。所以，内容千古不变，hua样却不妨翻新。比方说，huaju资给你装修房子，却只象征xing地收一点“材料费”就是一个办法。用考察的名义请你chu国旅游，也是一个办法。此外，还有请打麻将和请打高尔夫球的（赢家是谁自然不言而喻），有请题字、写文章然后送run笔、稿酬的。此类“办法”数不胜数，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

同样，公然地收取“耗羡”也是不可能的，而luan收费、luan摊派、luan集资，则是明显的违法luan纪。但“跑bu进京”之类的事情还是要zuo，而且开销也不小。这些钱不能完全由地方政府chu，更没有由地方官自己chu的dao理，再说也chu不起。这个也有办法，就是让企业chu，然后将跑来的项目jiao给这家企业去zuo。这很“公平”也很“合理”大家都没有话说。企业因为chu了钱，当然该得这个项目；地方官等于给这家企业跑来了生意，当然也该附带地享受一些好chu1，比如吃满汉全席，住总统tao房，以及将一些不便报销的款项jiao由企业解决等等，便等于是收取“耗羡”了，只不过并不装进官员的腰包而已。实际上，招待重要客人，请吃饭，请tiao舞，甚至请洗桑拿，然后“找个老板来埋单”已是某些地方官的常规zuo法，也是公开的秘密。总之，由于官员们的薪资实在太低，要用钱的事情和地方又太多，这就使他们不得不“曲线救国”想些并不明显违法luan纪的办法，而非典型腐败也就应运而生。

于是便有人主张，应该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并不是什么新主张，早就有人提chu并实行过了。这个人就是清代的皇帝雍正。雍正皇帝即位不久，就zuo了三件与反腐倡廉有关的事，这就是耗羡归公、高薪养廉和取缔陋规。雍正是一个了解下情的皇帝。他很清楚“耗羡”这zhong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是收得没dao理的，但又取消不得。当真取消了，官员们就没法过日子；而如果一仍旧例，又等于姑息纵容。雍正的办法是“耗羡归公”juti地说，就是将过去由州官县官私征私用的耗羡，统统上缴省库，然后再由省里发给州县。这项改革的意义是很大的。首先，耗羡归公，国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规范（主要是规定提取的比例），而州县因为多收无益（反正只能从省里领到规定的数额），就不会再luan摊派。这就堵住了luan收的口子。其次，耗羡归公以后，州县征求耗羡，不过是完成任务；上司发还耗羡，也不过是发放津贴。双方都不是送“红包”既然不是红包，也就没有人情。州县既不敢借口孝敬上司而加重盘剥，上司也可以理直气壮地guan理下级。这就堵住了腐败的口子。第三，归公的耗羡，除填补亏空和留作公用外，统统用来发放“养廉银”这笔钱，虽然还是从官员们那里来的，但比起这个敬那个敬来，毕竟公平合理多了。这就在“反腐”之外又有了“倡廉”

雍正时期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比如总督的年薪是白银180两，而浙闽总督的养廉银则是18000两，一百倍。县官的年薪是45两，而其养廉银至少也有400两，多的可达2000两，倍数也很不小。吏、hu、兵、刑、工五bu尚书（bu长）、侍郎（副bu长）和guanbu务的大学士（国务委员）则发双俸。因为他们没有养廉银可领，手上又有权，难免地方官来和他们搞权钱jiao易。其他京官，也都有所津贴。比如一品大员年俸180两，恩俸则有270两，比例虽不及外官大，但京官的应酬开销要小得多，大ti上也能平衡。

有了养廉银，雍正便认为可以取缔陋规了。那时的陋规是很吓人的。比如山东的州官县官拜见巡抚一次，衙门里就要收门包（也就是开门费和通报费）16两。缴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