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他是在意识形态上大搞两面手法的典型：宣传马列主义而反马列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反毛泽东思想。第四，就是老党员。其实他从1941年就写文章反对毛主席，这就是他的老党员…”

①照胡昭衡日记抄来，笔者不懂。

客人们只是听，什么也不讲，也不好讲。串们是聊阔天的，搬出这么敏感、尖锐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大家都有些无所措手足，而且也不了解背景和上面的矛盾由来。

胡昭衡和广东来和客人互相望望，好像目光没处放；胡锡奎打量着房间，目光最后落在客厅挂的那块“三洗堂”横匾上。

康生似乎发泄够了，用手绢擦擦鼻子和嘴，去端茶水杯，曹瑛看出客人的尴尬，讲一声：“说点轻松的话题，又不是开政治局会。”

康生发现胡锡奎望着“三洗堂”出神，便借机换了轻松些的口气轻松些的话题。

“我这三洗，叫洗目洗耳洗心。”他用手指点横匾“洗目，要看全面；洗耳，要兼听；洗心，要思想改造，要反省。所以我自号三洗老人。”

胡昭衡起身细看匾上的三个字，心有所动。自己年轻时曾动脑子想个笔名“胡蛮”康生应知天命了运动脑子想个笔名“鲁赤水”去和“齐白石”相对。心动嘴张，脱口就说了一句“康老其实不老，心年轻；老人就淡漠了，干什么都没兴趣，年轻人才会动脑筋想出三洗堂…”

“康老的字真是入木三分。”一位客人极尽赞誉之词。

康生已经随大家立起身，对这种目光集中“三洗堂”似感不自在，说：“伯达同志是秀才，他的字不错，刚为于立群同志写了一幅。”

他从桌案上一卷纸里寻翻，找出陈伯达为于立群所写“女书家”展开来请客人们欣赏。

当客人们围到“女书家”周围议论时，康生轻扯一下胡昭衡衣袖，走开两步，耸了一下肩膀，略带赧颜地望望厅上挂的横匾说：“我刚才讲三洗，那是公开的说法。你是夫子，不瞒你，其实内幕还有洗牙洗脚洗屁股。”康生自谑地点点头“牙不好，不洗常容易肿痛；不洗脚我睡不好觉；不洗屁股就什么事也干不成，我痔疮严重…”

十月是北京的黄金季节。天空蓝得醉人；白云轻柔，惹人还想无边；空气从来不曾这般透明，目力所及，远山近楼、树木，甚至大烟囱上的避雷针，都将最细致的形态以非常的清晰显露出来。

胡昭衡放下电话，一种莫名的愉快一阵又一阵涌遍全身。陈伯达来电话请他去家里吃午饭，并且派专人来接他。愉快不在于吃饭有酒，而在于见面和聊天。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秀才交往”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他翻开日记。这本日记很厚，已快写满一本。从1964年10月22日到1965年10月14日，近一年的日记，数，数，与陈伯达见面多，达三四十次；然后是周扬，几乎每月都能见一两面；再次便是康生，应约去康生家就三次，按照日记本所剩页数计算，这个厚本子大概够他记到年底，那么这个日记本就太有价值了…

胡昭衡翻阅日记很快，脑子转得更快，逝去的日月，逝去的事件，逝去的音容举止像电影一样在脑中闪过。他一向感觉看日记比看电影过瘤，因为这是活的亲自参与的“电影”

这种快速的阅读浏览，忽然使他有了一种新发现，并且为此而怦然心跳。正象看电影，孤立的一个镜头只能看出形象，连续的镜头就会活跃出情节、故事和思想。

他惊讶地发现，交往最多的三个“大秀才”除了琴棋书画有一致的兴趣，其他的生活、工作与思考，都是沿着各自完全不同的轨道向前展开，那努力的方向决不是一个。

传统上，人们都以为陈伯达是“党内理论家”可是边看日记边回想，他几乎没谈过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几十次见面不曾专意谈一次理论。1964年他在小站搞“四清”蹲点，还讲讲阶级斗争，到了1965年，几乎忘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至少与胡昭衡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工农业生产展开。在这个“展开”中，他不停地讲出心病：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可惜没得到发挥…

这次那次的谈话在胡昭衡脑子里跳出，若断还连，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

1965年2月24日，陈伯达谈电子化，说不能在这场工业革命中落后…

1965年3月9日，陈伯达肯定托拉斯，有纵的，有横的，发展各种化工，这是无穷尽的天地…废物可以变成有用的东西，将工业废物利用起来，一分为二，7分为三…谈到粉煤灰的利用，出产品、保护环境，还可以改造农村…

1965年4月15日，他谈起工业两大问题：一、采用新技术；二、体制改革。把采用新技术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天津工业体制适当改变，合理布局…中央各部命令下来，不赞成层层加码，像书法用的宣纸似的…他又讲了写作能力不强，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可惜没得到发挥…

1965年5月4日，他再次谈搞茅房是文化的标志。一分为二，逐步搞；百废俱兴办不到。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再次劝我“不要太积极，太积极可能做不好工作。”再次流露出心病：“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他死后“写追悼文章要提到此事。”

1965年7月8日，陈伯达讲：“着重讲质理、技术、品种。质量的改进促进数量的跃进。要抓抓镇办工业，把有些工业迁到乡镇…下放干部，非生产人员尽量少，工资要以农民生活为标准…钱要花在刀口上，就是用在技术改造上，（过去）没有和科学家合作地抓…”

当陈伯达抱“工业化”、“电子化”的西瓜，抱住就不放时，康生认为那是芝麻。康生的西瓜还是养病，收集文物字画和搞“阶级斗争”

康生搞“阶级斗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他作反修报告时没拿稿子，记录后，回来我们整理。有些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讲得很清楚…”

然而，胡昭衡看日记作对比，便发现康生谈反修与周恩来谈“反修”完全不同。

康生善于用马恩列斯的话去批赫鲁晓夫的话，甚至是用马恩列斯的某些话去批同样的马恩列斯的另一些话。

周恩来是理论联系实际地极有预见性地批判修正主义。胡昭衡对此有详细谈话记录：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新领导，但他们仍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变…仍是‘两霸合作’…美苏主宰世界，这是苏联一厢情愿”“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车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苏联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答复可以试一试”先“露骨出卖西伯林”“开始出卖西伯林，也可以出卖东德”最后只能是“出卖整个东欧”“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否则，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它自力更生，它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连麦克纳马拉（美国人）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二十五年后胡昭衡再次看这些日记、笔记，曾无限感慨：中苏两国领导人，且不论思想理论水平、领导艺术及能力等等方面的差别，单只论人格和品质，就有多少发人深省的内容啊！敌人可以为你的软弱喝几声彩，为你的出卖授诺贝尔奖，一旦出卖完了，便只剩鄙视地一声啐。敌人也可以为你的自尊自强和奋斗而诅咒怒骂，便骂你一辈子，最终心底还是尊敬你的人格和品质。从杜鲁门到尼克松到里根，这些美国总统所写回忆文章，莫不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1965年的胡昭衡还不可能想到认识到这么多。他只能感到周恩来与康生在“反修”上的谈法不相同。他还可以感到康生对经济没有丝毫的了解和兴趣。最能说明康生特色的莫过于1965年5月31日一篇日记：

上午去康生同志家，和冯文彬一同去的。后龙潜、朱光也到。

我讲这次参加华北计划工作会议情况，康生不感兴趣。他说要抓大事，就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不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之后，龙潜、朱光为冯文彬写字，龙潜也为我指书主席咏梅一幅。曹大姐送了我砚跋拓片、主席书法复制品；康生同志又送我一本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补抄本，其中有他补抄主席诗词七首，很珍贵。

与陈伯达的“西瓜”不同，与康生的“西瓜”也不同，周扬身为文化部长，又是“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的“西瓜”很明确，就是“文化”

不过，从胡昭衡的日记看，周扬谈论最多也是最关心的莫过于“两化”和“两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