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北京，他提出了“赶上海，超北京”的口号。

“关键是上海抓科研，抓新技术比你们好。”

“天津科技底子薄，除加紧培养和吸收科技人才外，我们正在搞厂校挂钩，调动各院校科技力量直接为生产科研服务。”

“要善于总结经验。林副主席是榜样：四个第一，五好战士，他善于总结。天津也有几个第一嘛。”

这是陈伯达与胡昭衡在“秀才交往”中第一次提“林副主席”过去没提过，过去他爱提“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

胡昭衡明白陈伯达所言天津的几个“第一”抓厕所，抓废物利用，抓卫生，他发现卫生局管不了这么多，就成立一个“第二卫生局”后改名“环境卫生局”是1964年初全国第一个成立的。抓半工半读，工人技术培训，教育局管不过来，天津在1964年成立了第二教育局，后改名成人教育局，也是全国第一家。胡昭衡在天津搞了个“日本问题研究室”1964年与日本群马建立“姊妹城”也是全国第一个与外国城市建立这种关系。搞计划生育，胡昭衡第一个提出免费做人工流产术，受到总理肯定和表扬。接着又第一个提出奖励独生子女，按月发独生子女费（这项建议直到文化革命结束后才获批准）。他们还第一个成立电子化领导小组，当上海和北京搞出单晶炉后，天津奋起直追，两个月搞出十四套单晶炉的设计图纸…

然而，胡昭衡不会自诩开拓型，他明白这些成绩是集体努力得来，其中也包括陈伯达。

“伯达同志，要说有点成绩，也跟你的帮助指导分不开。”胡昭衡诚心诚意地说。

“别提我，我是纸上谈兵。”陈伯达把小而圆的手扬起来，一摆而过，这次提“纸上谈兵”情绪并未沉落，声音不降地说：“再给你提几条建议：天津盐碱地多，要治碱挖渠，可以种植养鱼。要帮助河北省搞治碱挖沟和基建两用的机械，作出规划。天津市要自动化，综合利用，产品要向小型化、精度化发展…”陈伯达缓下步子，长长叹口气“唉——，什么时候我退休了，我就给你们治碱研究所当个研究员。”

“伯达同志又开玩笑了。”

“你总以为我开玩笑…”陈伯达立住脚，眼里又出现了那种莫名的惆怅忧伤“也许身不由己当不上这个研究员，不过，我真有这个想法。”陈伯达朝着胡昭衡点点头，把手一伸“进吧，这就是我新搬的家，新建胡同十二号，电话39局6292。”

一杯清茶端上来，胡昭衡喝一口便起身去参观陈伯达的藏书。看到有些书并非铅印，也非石印，而是陈伯达手抄。他拿起一本《马克思唯物历史观概说》，是陈伯达用蝇头小楷手抄的。忍不住问：“好像很多秀才都有这个习惯？”

“练字、休息、辅助记忆，一举三得嘛，还可以留给后人。”

“先借我拿去看看。”胡昭衡见陈伯达点头，便将书另放到一边，准备走时再拿。

吃饭时，照例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地聊个没完，直到停筷，胡昭衡才将自己车上的疑惑提出来问陈伯达：

“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捉摸不定？”胡昭衡思索着措词，好像要有什么事？…这个这个，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个讨论——”

胡昭衡到底没有讲明白。

陈伯达沉吟不语。

“周扬对我谈过几次文化界的事，搞革命现代戏，华北、华东、华南都很热火，可是总有批评…康生对他也像有看法…不清楚上面。”

陈伯达嘴唇蠕动几下，才说出声：“你当你的市长，你抱你的西瓜，历史评价地方官，只看你的政绩。”他停了停，压低声音，又出现那种“通消息”讲“悄悄话”的神气“政治思想工作，多注意林副主席怎么讲，怎么做。这是上面讲了话的，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

每逢这种“通消息”讲“悄悄话”陈伯达照例要认真点点头，目光里含了神秘而又意味深长的够人琢磨几年的暗示。当胡昭衡似明似不明地点头时，至少是感谢陈伯达能讲这种一“悄悄话”这是一种“友谊”“交情”的表示。陈伯达在对方有了“领情”的表示后，马上又转入浩叹：“唉，这不过是捎带说说。其实，我最大的能力还是行政能力…”

胡昭衡从北京回到天津，继续抱他的“西瓜”：抓技术革新，抓科研，抓工业体制改革…

可是，不过二十天的时间，他曾经有预感却又说不明道不透的事情便发生了。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语气的严厉，用词的尖刻，批判一的火药味和朝政治上牵扯的上纲上线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足以震动全国。天津各报纸的请示报告马上就堆积到胡昭衡面前：上海发表了，天津要不要转载？

胡昭衡反复读这篇文章，总感到不单是一篇文章的问题，那后面分明有着更汹涌的绵绵不断的内容和力量。他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人民日报》，等待《人民日报》的反映。同时也希望他所熟悉的三个大秀才能在近一两天来津，随便来哪一个都可以聊聊，帮助他下决心。

三个大秀才都没来，却先来了另一个相交更久、是老乡加战友的秀才——穆欣。

“伯达同志让我转告你，不要转载。”穆欣私下同胡昭衡咬耳朵“姚的文章是江青在上海搞的，背景还不清楚。北京的中央领导都不清楚，北京各报决定不转，你们也不要转，还不摸来头…”

胡昭衡很快通知天津各报：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第九天，康生来到天津，住进“新三号”胡昭衡马上赶去看望，并且作陪吃午饭。

胡昭衡跟康生接触还不同于跟陈伯达接触。康生仿佛身上永远穿着甲胄，极少有感情的自然流露，永远无法有心灵上的沟通。

午饭结束时，胡昭衡感动气氛已经松快些时，才谨慎地问：“姚文元的文章康老看了吗？”

康生脸上毫无表情变化，听见和没听见一个样，所以回答也完全不搭界：“章士钊写了本收，想发表。他请主席看，主席叫我也看看，提提意见。”

胡昭衡只好随康生的话题转：“什么书？”

“《柳文指要》。”康生说着便立起身，这是谈话结束的意思。

第二天，李先念和夫人林佳眉到天津，胡昭衡去看望，结束后又顺便看看康生。

康生正在读《柳文指要》，一搭话，就说章士别。

“章士钊反人民不反共产党。”康生一边用指头在书上轻敲一边说“历史上，他帮助共产党，出过不少力，但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没站到人民一边来。”

胡昭衡说：“反人民？是不是大了点…”

康生说：“帽子不大，也可以不戴。共产党也交右派朋友，章钊是主席的朋友。”

其实“章士钊反人民不反共产党”是毛泽东随口讲的一句话，并非下结论，而是讲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具体观点。

隔一天，胡昭衡再去看唐生。康生讲话，还是远离敏感话题。

“《午梦堂》你看过吗？”康先生问。

“没读过，听说过。”

康生大讲《午梦堂》的背景，大讲“叶绍袁”等一家人的遭遇，讲过才问：“夫子，听过这个故事你会有什么结论？”

胡昭衡想想，说：“还得看过书才可能想结论。”

“我读几遍，有两个结论。第一，曹雪芹不会作诗。”康生不为自己语出惊人或胡昭衡表示难以接受而有任何感情流露，用没有起伏变化的声音断言“他的诗不如叶家夫妻父女；第二、曹雪芹很可能研读过《午梦堂》集，他的整个想法和成收，都和这一家人的遭遇不无关系。”

胡昭衡不做声。他没读过，没有发言权。

“我劝你看一看。”康生看一眼手表，说：“好，我们去逛古籍书店和艺林阁。听说你的兴趣也在这两处？”

胡昭衡说：“每月去两次吧。”

第四天，胡昭衡又讲康生吃“起士林”莱，饭后看京昆戏曲学校学生演戏，有现代戏也有古典戏。

“现代戏给年轻人看，我们看还得看古典戏、”康生对古典戏《山门》和《小宴》大加赞赏，说：“鲁智深演得好，现代戏出不来这个味…”

康生走了，周扬年底过来了。

周扬关心的是敏感话题。他说：“评李秀成也罢，评曹操和秦始皇也罢，现在评海瑞也罢，都是学术讨论，学术批判，不能硬拉到政治上。往政治上发拉硬扯会产生许多严重后果…”

胡昭衡点头：“还是咱们想到一处了。”

周扬走了，陈伯达姗姗来迟，过了年才在天津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