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改建一下，从路口中心搬到马路边是可以办到的，保持厕所清洁也是能办到的…”

陈伯达点头：“变化我已经看到了。有人以为讲卫生是资产阶级作风，是公子小姐的娇气，大错特错了，要树立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耻辱的新观念。”

胡昭衡思索着说：“随地吐痰，衣袖擦鼻涕，随地倒垃圾，甚至随地大小便，改变这些不文明的习惯还得做大量工作，什么事成了习惯就难改。我想配合宣传教育，多几次爱国卫生运动…”

这场运动确实搞起来了，搞出了成绩。外省市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

生活就是不断地迎来又送往。

在火车站，周扬握住胡昭衡的手：

“下乡知识青年是先走一步的人。知识青年劳动化，劳动化之后再帮助农民知识化，没有这‘两化’到不了共产主义。当然有‘四化’，必须有‘四化’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美国已经‘四化’，还不是社会主义；不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到不了共产主义。所以，既要搞四个现代化，也要搞劳动化知识化。”周扬将胡昭衡的手用力握一握：“昭衡，想想我们当年去延安，就不能不更关心这些下乡知识青年。他们是第一代，困难很多，会有人动摇。逃跑。我们要尽一份心尽一份力，拜托你了…”

周扬坐火车走了，胡昭衡心中若有所失。他多次请邢燕子等下乡知识青年代表来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一道吃饭，一道交流思想。他也常想起周扬杨走时的握手和拜托。

周扬没有来，康生来了。康生借给胡昭衡一套《金元散曲》，又拿出鲁迅的一些真迹请胡昭衡看。话题多数围绕鲁迅转，康生说：“周扬30年代就反鲁迅。”

胡昭衡说：“我的接触，周扬从内心尊重鲁迅，拥护鲁迅。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周扬可以算偏将嘛。”

康生皱起眉毛摇头：“你这个昭衡，你年轻，不懂历史，没有经验。”

康生走了，陈伯达又来了。

陈伯达还是那样情绪起伏，时而热烈激动，时而忧郁感伤。

“有什么消息吗？”陈伯达下车就问，问过了消息又传消息“告诉你一个消息，这次来，主席叫我写个工业化的材料，是主席亲自布置给我的。”

陈伯达请胡昭衡帮忙，调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为他当助手搞工业化材料。他们去沈阳、大连、鞍山、抚顺、大庆等地转一圈，也在天津跑了几十家工厂，胡昭衡还陪陈伯达去天津自行车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搞了一星期的蹲点调查研究。

陈伯达有许多激动的想法和建议：

“昭衡，什么叫现代化？叫我说，就是用较少的人生产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产品。我建议天津上氧气顶吹炼钢。搞现代化，资金要用在刀口上，就是用在技术改造上，劳动组织合理化，还可以省出钱来，用比较少的人做出比较多的事。”

“昭衡，电子技术的普遍应用和发展，可以引起新的工业革命，不亚于当年发明蒸汽机。电子工业是中国新的工业革命的头。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你写到日记里去，往后看。你要当好这个电子化领导小组组长，这是抱西瓜，不能丢。”

“托拉斯是企业改革的措施，要提倡搞地区托拉斯。昭衡，你是天津市工业领导小组组长，这个西瓜要抱住，将来还要发展成跨地区托拉斯…”

陈伯达返京的前一天，胡昭衡去看望，两个人谈过半夜意犹未尽。

“还记得吗？我给你递过消息。就是小平同志讲的那两句：现在一切的考虑都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我是怎么给你讲的？”

“一线抓什么，反映二线想什么。”

“主席交我两项任务，写工业化材料是搞生产力，搞‘四清’材料是坚持马列主义，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陈伯达替胡昭衡杯子里倒热水，胡昭衡忙端杯，点头致谢。陈伯达重新坐好，加重些语气：“小站的‘四清’，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点了名的。西右营的张XX就是一个典型，她和她那狐朋狗党在西右营统治了十年多，到今年四清运动中才被揭发出来。”

“小站‘四清’的汇报我听过几次。”

“光听汇报不行，去和不去态度就不一样。”陈伯达谈兴虽浓，身体已倦，朝后仰身，将腿尽量伸长出去“搞一套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易，开国都要搞制度，几十年不一定能搞健全。我看公社书记的工资就不应该比农村最强的劳动力高，否则就不是公仆。小站地区有很多工作要做，要重新建党建政；当地干部无论好坏，工作组要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与相信干部的大多数…”胡昭衡表示不同意见。

“做工作就要听群众的，不是听干部的。只有听群众的，才能代表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陈伯达眉头微拢，显出杞人忧天状。“天津市委最重要一条教训是要听群众意见。扳倒一个村干部不容易，要得罪一批人。4月20日晚上我没睡着觉，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夜我就是想，撤一个张××都这么难！这里是和平土改，埋藏了许多问题，领导又长期没发现，还依靠他们做工作。这些人做了坏事，反过来又依靠他们，跟工作组捉迷藏，这是不行的。对‘和平工作队’要批评，一定要有斗争。区委书记要撤还是调？要向群众公布…”

陈伯达终于谈累了，情绪也随之沉落下来。

“天津要治碱改良耕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可说到底还得发展生产力。”陈伯达以手加额，小而圆的手遮住了眼睛，换了沉重缓慢略带伤感的语调“天津市自行车厂是两个多的人为一个搞生产的人服务，我们去蹲点，解决了这个问题。唉，其实我写作能力并不强，最大的能力还是行政能力。不得发挥哟…昭衡，我死以后，希望有人为我写追悼文章时，能提到这一点。”

“伯达同志，你太伤感了…”

“记住吧…提到这一点。”

胡昭衡确实把最后这段话原原本本记到了日记中。

告辞时，胡昭衡带了一丝抱怨语气说：

“伯达同志，我的书一出来就送你了，诗也赠你了。你替我写的字还没送我呢。秀才交往可不能，‘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啊。”

“不是我拖，更不敢忘。字好写，话不好想。我曾想得一句：‘所以明者兼听，所以暗者偏信’…”

“好哇，就这句，可为我座右铭。”

“读完你的《老生常谈》，我又想换另一句‘嵇生云：每读二陆之文，未尝不废卷而叹，恐其卷尽也’。”

“好，我知道自己的文章不足之处了。”胡昭衡两眼闪烁出光彩“我一生也许写不出二陆之文，但有了努力方向。伯达同志，两幅字我都要了，你不要吝惜笔墨。”

“好好好，”陈伯达连连点头“你是父母官，我这个小小老百姓只能唯命是从。”

三天后，天津市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将两幅字送胡昭衡家中。这是陈伯达离京前留下的字，请李树夫转交胡昭衡市长。内容就是他讲过的两句话。

冬日昼短夜长，晚饭前黄昏的余照便从天空消失了。胡昭衡饭后上车时，北京城已是灯火辉煌。沿街一些大门还贴着“庆祝元旦”的大红字和灯笼，飘着呼啦啦响的红旗。这是1965年的1月4日。

汽车在小石桥十六号院门一侧停下来。胡昭衡下车，秘书崔广兴已经在前按响门铃。值班员问明身份，敞开大门，请客人入内。

现在已改竹园宾馆的这座漂亮小院，当年即是康生的家。胡昭衡应康生之约，前来看望。

客厅里已坐有几位客人，有胡锡奎等领导干部，有广东来的眼科专家、女教授毛文淑等。

屋里烟雾弥漫，有二三个“烟筒”喷云吐雾。胡昭衡不吸烟，从屋外的新鲜空气中乍一进到这乌烟瘴气里，连打两个喷嚏，喃喃一声：“好大烟。”

康生也在吸烟，见曹瑛要去开窗户，忙扬起一只手，沙哑着嗓子说：“不要开窗。”

曹瑛歉意地望一眼胡昭衡，摇摇头：“康生就是怕空气。”

胡昭衡笑着说：“没关系。外面空气冷。”

曹瑛请胡昭衡入座，递上一杯热茶：“夫子讲话，秀才人情，一杯清茶。”

“这是伯达同志挂嘴头上的话。”胡昭衡转向康生“最近身体怎么样？”

“还好。冬天不大敢出门，凉空气一刺激就咳嗽。”康生讲着便掏手绢，没来及捂嘴上，已开始咳嗽，仍然是那种运动式的深咳，将淤塞于支气管中的粘液咳到气管中再咳出喉咙，然后有声有响地吐进痰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