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再好不过了。”他说。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后来呢？”“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个朋友。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她。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影子？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可及。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招呼，她们上车走了。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的不肯脱下它。那时，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