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画室回来的当日，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老师说那是用来炭笔素描的。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童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旁问我。“一个石像。”“还有呢？”“没有珠的石像，瞎的。”“再看——”“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说完这话，他便走了。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我对着那张白纸和书架发愣。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是必然的理，他不要先框住我。而我，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来。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来了，站在我后。“不能！”连声音也弱了。老师温和的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再回，那件大红的衣不在了。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变得更神经质了。面对老师，我的歉疚日日加，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了。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我低着，只等他同意。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锁的日，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老师听见我的话，的看了我一，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的？”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那时老师突然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扑倒在膝盖上去。我也不要画家，到底要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要锁到死吗？“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的领我走去，他没有叫我停课。“喜哪一张？”他问。老师知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角尖。画不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那些苍白纤细的人，半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觉。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刻的挚，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示和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看的，不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你的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我呐呐的说。“这不相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下次来，我们改画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用颜来引我的兴趣，他顺说来都是温柔。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波特莱尔来了，卡缪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Ｄ·Ｈ·劳斯、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也是在那狂风狼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老师靠在椅上微笑望着我，里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