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有一日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送了家中一些礼物，另外一个包裹，说是送给邻近赵姊姊的一件衣服，请母亲转交。母亲当日忙碌，没有即刻送过去。我偷开了那个口袋，一件淡绿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这应该是我的，加上那双淡红的鞋，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别人的新衣，跑到画室去了。没有再碰到顾家的女儿，在我自以为最美丽的那一刻，没有人来跟我比较。我当当心心的对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还是沾上了一块油彩。潜回家后，我急急的脱下了它，眼看母亲在找那件衣服要给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么样也擦不掉那块沾上的明黄。眼看是没有别的法子，我拿起剪刀来，像剪草坪似的将那一圈沾色的长毛给剪掉了，然后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亲拿起来便给赵姊姊送新衣去了。当年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现代文学》作品的刊出，是顾福生和白先勇的帮助，不能算是投稿。我又幻想了一个爱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试投《中央日报》，过不久，也刊了出来。没敢拿给老师看，那么样的年纪居然去写了一场恋爱，总是使人羞涩。在家里，我跟大家一起吃饭，也会跟弟弟惊天动地的打架了。可是我仍很少出门，每周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儿，我也是安全的。老师自己是一个用功的画家，他不多说话，可是在他的画里，文学的语言表达得那么有力而深厚，那时候他为自己的个展忙碌，而我并不知道，个展之后他会有什么计划。他的画展，我一趟一趟的跑去看，其中有两张，都是男性人体的，我喜欢得不得了，一张画名字已不记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脑海里。另一张，一个趴着的人，题为《月梦》。没有能力买他的画，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卖品。在去了无数次画展会场之后，下楼梯时碰到了老师，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讲。那时候，我学画第十个月了。顾福生的个展之后，我们又恢复了上课。我安然的跟着老师，以为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有一日，在别的同学已经散了，我也在收拾画具的时候，老师突然说：“再过十天我有远行，以后不能教你了！”什么，什么，他在说什么？第一秒的反应就是闭住了自己，他再说什么要去巴黎的话，听上去好似遥远遥远的声音，我听不见。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对他笑了一笑。“将你介绍给韩湘宁去学，他画得非常好，也肯收学生，要听话，我走了你去跟他，好吗？”“不好！”我轻轻的答。“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后天你来最后一次，我给你韩湘宁的地址和电话——”那天老师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给我找车，我跟他说，还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这长长的路，终于是一个人走了。一盏盏亮起来的街灯的后面，什么都仍是朦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单单调调的回响在好似已经真空的宇宙里。那艘叫做什么“越南号”的大轮船，飘走了当年的我——那个居住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经视为珍宝的唯一的玫瑰。他是这样远走的，受恩的人，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是下午从两百里路外赶去的，订了旅馆，预备见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去。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卷在皮大衣里发抖，我来来回回的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我知道，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见了面说些什么？我的语言、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对她最看重的人，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约定的时间过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霓虹灯兀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那时候，在深夜里，雪，静静的飘落下来。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我们走出了房子，经过庭院，向大门外走去。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的滑着。“这是八妹的孩子。”顾福生说。望着那双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种温柔拂过，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给她一个微笑。“画展时再见！”我向顾福生说。“你的书——”“没有写什么，还是不要看吧！”“我送你去喊车——”“不用了，我想走一走——”也是黄昏，我走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上，热热暖暖的风吹拂过我的旧长裙，我没有喊车，慢慢的走了下去。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注：《蓦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题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