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回民，走进开封，当年的汴梁城，在人声鼎沸的公园里，找一个地方，跪下，脱了鞋，点香，致礼，诵经悼念，然后，摘掉头上的六角白帽走进人群。

哲合忍耶是在第七代教主马元章，即沙沟太爷的光阴里步入了近代史。在同治年间的起义中，云南东沟出了一个叛徒，名叫马现，率领清军灭了大东沟。东沟寨子里有一条7里长的地道，一位回民将领便由此实施了逃离的计划。马元章就是在此逃离的行动中，换了汉族装束，率领亲从们成功地逃出的一例。从此教内便有了著名的故事：“十八鸟儿出云南。”十八是指当时马元章正是18岁。出了云南，再出四川，最后进人张家川谷地，开始了复教的大业。在汴梁开店保护马进城的，也是他，他一共守了13年。同时，他还主持营救马化龙家族的另一名男孩马进西，在流放途中，打死解差，背着孩子穿过青纱帐，渡过黄河，最终在杭州藏身。就这样，马元章以张家川一隅为根据地，悄无声息地在一切哲合忍耶旧地展开了秘密的复教活动。他壮大了势力，以他的权威，将这个见惯鲜血的被迫害教派劝导走上和平的宗教道路，使之发展到了它的全盛。它谨慎地对待外界，虔诚于苏菲功课，严格教派组织，与官府达成默契礼让，双方放弃暴力。此时马元章在张家川道堂，可说广交三教九流，迎送八方来客。而在这盛世的顶点，便是震惊西北的“沙沟太爷进兰州”在一篇教文《进兰州》里，描绘了这个壮丽场面：“官员百姓上万人，众人踏起的尘土遮盖了太阳的光辉。”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门中的微妙的矛盾。

张承志在以极大的热情写下马元章的业绩和哲合忍耶的盛况时，他并没有忘记对马元章向官府的妥协作一点辩解，他写道：“哲合忍耶可以放弃暴力但决不放弃自己对于官府的异端感”他也没有忘记在这民国初年的政府，也许是将哲合忍耶作为反清的盟友而接纳了他们。

但他还是强调：“这里确实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于是，不管怎么样，张承志是不能放弃进兰州这个宏大的场面，它使张承志的心灵世界有了最高点，用他的语言说，就是“上限”的景观和完成。一句话：“人道，就这样顽强地活下来了。”现在，我想我可以回答先前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一部彻头彻尾叙述教史的书为什么不是历史，而是小说。我的理由有这样几条：第一，是因为作者处理历史这一堆材料的特殊的方法论。如张承志自己坦言的：“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所以，他又接着说：“我首先用5年时间，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和西海固贫农在宗教上毫无两样的多斯达尼。”他认为这是历史学的前提，并且强调这在学院里是不被认可的，从而，确立了他反学院的立场。他提出，真正的历史学“它与感情相近，与理性相远”他强调对待历史应以感性的，个人的，心灵的方式，他甚而更进一步否认“历史学”这门学科，说：“回民们在打依尔上，在拱北上，一次又一次地纠正着我，使我不至于在为他们书写时，把宗教降低成史学。”我们也已经看到，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正是这样言行一致地，将他情感的方式贯彻到底。

第二，是他极其个人化的价值观。讲述完这七门教主的历史，我们大约可以基本了解张承志的这个心灵世界的内容，那就是对牺牲的崇尚，对孤独的崇尚，对放逐世俗人群之外的自豪，以摒弃物质享受、追求心灵自由为自豪、为光荣…这使他选择了被称为“血脖子教”的哲合忍耶为他小说的故事。并且，使他醉心的场面都是牺牲。他将哲合忍耶的魂定为“悲观主义”他还将哲合忍耶的信仰的真理定为“束海达依”就是“殉教之路”哲合忍耶的被弹压，被排斥，所占弱势位置都是被赋予强烈的精神价值。“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是为其最肯定，扩张，发扬的情状。他在哲合忍耶的历史上寄托了他纯精神化的价值观，完全无视无论历史也好，宗教也好，其存在的现实内容，他说：“几十万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从未怀疑自己的魅力，他们对一个自称是进步了的世界说：你有一种就像对自己血统一样的感情吗？”《灵史》所以是小说的最后一条理由是由叙事者——“我”的存在而决定的，我宁可将“我”看作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这个“我”不仅讲述了哲合忍耶的故事，还讲述了他讲故事的情景。他虽然笔墨不多，但却没有间断刻划描绘“我”他描绘“我”是“久居信仰的边疆——北京城里的我”；“我偏僻地远在北京”等等，都是将“我”描写成一个边缘人，然后如何走入信仰的中心——哲合忍耶。

这就是在关于哲合忍耶的全部叙述之后的叙述，也就是“心灵史”所以命名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