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他说，从镜里望着她；“有什么事情？”

“蒙第！”维妮佛梨德木然说。

索米斯转过身来。“什么？”

“回来了！”

“这叫自己打自己嘴巴，”索米斯说。“当初为什么你不让我提出虐待呢？我一直就觉得这样太危险了。”

“唉！不要再提那些了！我怎么办呢？”

索米斯只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怎么办？”维妮佛梨德忍不住又问。

“他自己怎么说的？”

“什么也没有。一只皮靴头上裂开一条缝。”

索米斯瞪眼看着她。

“当然啊！”他说“穷途末路了。所以——又重新来过！这样真要送掉爹的老命呢。”

“我们不能瞒着他吗？”

“不可能，只要是烦心的事情他就有那种说不出的本领觉察到。”他指头钩着蓝背带沉思起来。“法律上总该有个法子叫他放安稳些。”他说。

“不行，”维妮佛梨德说“再做傻瓜我决不来。我宁可忍受他。”

兄妹两个互视着。两个人心里都充满了感情，可是没法表达出来——福尔赛家人就是这样。

“你走的时候把他怎么办的？”

“叫他洗澡，”维妮佛梨德苦笑了一下。“他只带回来一样东西，就是紫薄荷水。”

“不要着急！”索米斯说；“你已经弄得六神无主了。我陪你回去。”

“有什么用处？”

“我们应当跟他讲条件。”

“讲条件！讲不讲还不是一样。等到他复原——还不是打牌、赌钱、吃酒——！”她不做声了，想起刚才丈夫脸上的那种神情。灼伤的小孩子——灼伤的孩子啊！也许——

“复原？”索米斯反问了一句；“他病了吗？”

“没有；灼伤罢了。”

索米斯从椅子上拿起背心穿上，又拿起上衣穿上，在手绢上洒些花露水，系上表链，然后说：“我们的运气真坏。”

维妮佛梨德尽管满腔心事，也替他难过起来，就好象这句短短的话说出了他的无限心事似的。

“我想去告诉母亲，”她说。

“她和父亲在房间里。你悄悄地到书房里去。我去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