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作的基本途径，不外用字和立义两个方面：用字要据正确的解释来确定义，立义要通过正确的理来阐明。晋末以来的作品，有的意旨模糊不清，开始有“赏际奇致”的奇言，后来有“抚叩酬酢”的怪语；且常常是单独标一字，用以表达情。“赏”字的意思是赏赐，和内心是否领会毫不相关；“抚”字的意思是执持，也牵涉不到什么情理：这都是《诗经》中未曾见到，汉魏时期也无人用过的。笼统混地领会似乎还可辨识，实文字就完全不成其为意义。这都是情不正常所产生的变化，文风衰落造成的弊病。到刘宋以后的作者，仍然没有改变，老病已习染成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近代的作家，大都好猜忌，以至从语音相同的字上寻找缺，从反切的字音去挑取病：这在古代虽不重要，在今天就要受到指责了。此外，所写和他人的文章雷同，理应当加以删改。如果掠取人家的辞，当自己的创作，就像古代虎窃取了鲁国的宝玉大弓，终于不是自己应有之而退还。全抄袭别人的作品，就如盗窃取整箱的财；分采取他人的文辞，则如小偷摸人家的袋；但袭用前人论述的很浅薄，窃取当代著作就是过错了。

柢而能牢固的是情。”但声音不需要翅翼就很容易飞扬，情不依靠抵也不难牢固，据这个理来从事写作，能不十分慎重么！自古以来的作者，在不同时代竞相驰骋：有的才华卓越而豪放迅疾，有的思考致而细密，但思虑所及往往难于全面，很少到毫无瑕病。曹植在写作上，是众多文人中较为英俊的了，他在《武帝诔》中却说：“尊贵的英灵永远蛰伏。”在《冬至献袜颂》中又说：“圣王的轻浮地飞翔。”说“轻浮”就好像是胡蝶，说“永蛰”则容易怀疑为昆虫；把这描写用于最尊贵的帝王，怎能恰当呢！又如左思的《七讽》，有说之以孝而不从的话，既然如此违反大，其他内容就不值得一看了。潘岳的文才，是善于写哀伤之作，但写对内兄的伤痛，就说有其留下的“泽”；写对幼的哀悼，就说他思念之心“如疑”“泽”和“如疑”，都是《礼记》中对尊敬的父母用的，潘岳却用之于晚辈，文辞虽然写得很悲哀，但有失于尊卑有别的大义。至于对人的比拟，必须合于类。可是崔瑗对李公的诔文，把他的行为比之黄帝和虞舜；向秀在《思旧赋》中怀念嵇康，竟把李斯的罪过和嵇康相比。如果不得已而用不当的比拟，那就宁可好的方面比得过一些，而不要对坏的方面比得太重；但像厚那样的诗句，比拟得过分不不类仍是不对的。大凡妙的言辞容易显，拙劣的病也难以掩盖，只要有了缺，就比洁白的玉上有了缺更难磨掉。文章的瑕病是很多的，不可能全列举来，所以只大致提以上四。

（四）

（三）

总之，善于箭的后羿曾过差错，善于御的东野稷也有过失误。虽然有杰的才能，了错误就很惭愧。作品中一个小小的污，一千年也改变不了。能写没有病的好作品，也就和写作的手相去不远了。

至于注释之成为书籍，是用以辨明事理的，但由于研究得不正确，有的便轻率地了判断。张衡在《西京赋》中讲到“中黄伯，以及夏育、乌获之类勇士”，薛综把中黄伯误注为宦官的目，这是他不知中黄伯是能执雕虎的勇士。又如《周礼》中讲井田征收赋税，过去有三十“匹”之说，而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解释“匹”字，有数蹄的说法，这岂是辨别事的要义呢？考查古代正定名称的原意，车用“两”而用“匹”“匹”和“两”的称呼，都是取并偶的意思。随帝王朝会和祭祀的贰车、军事和打猎的佐车，驾车在中的两服、在外的两骖，都是双。既然这些都不是单的，所以它们的名称必须成双；名称一经正定之后，就虽是单数也通称为“匹”了。所谓“匹夫匹妇”，也就是取偶的意思。车名称的义是比较简单的，历代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辞赋是文人的家常便饭，还有人注得差之千里，何况研讨宏的儒家经典，怎能不发生错误呢？为辨别“匹”字而计算蹄，挑选勇士却推了宦官，都是错得过分突的例，所以举为鉴戒。绘画是开始鲜明而后来变，文章却可年代越久而更为光彩；如能在写作时改正了作品中的缺，就可传之千载而永无愧了。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