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尔雅》这书，是孔的门徒所编纂的，它和《诗经》、《尚书》有着密切的联系；《仓颉》这书，是李斯编辑的，由《史籀篇》脱胎而成。《尔雅》用以解释古字古义，《仓颉》用以汇集奇文异字：两书的作用相辅相成，就如人左右肩或左右的相互合。一个作者兼通古字而又知新义，也就可以行写作了。至于字义的古今有别，后世普遍运用或废弃不用，以及字形繁简的合等，都会形成优劣不同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既然寄托于有声的语言，语言又借助于有形的文字来表达，则诵其声，就看音节是否协调，观其文，就看文字是否运用得当了。

（五）

至于儒家经典的内容刻隐晦，各著述浩瀚繁富，加以简帛的被蛀或破裂，经多次抄写而改变原字，有的因字音相近而误，有的因字形相似而错。如思的弟孟仲，把《诗经》中的“于穆不已”说成“于穆不似”，这就是字音相近造成的错误；晋国历史所记载的“己亥渡河”，被卫人读为“三豕渡河”，这就是字形相似造成的错误。《尚书大传》中有“别风淮雨”的说法，《帝王世纪》则说“列风雨”“别”与“列”、“淮”与“”，就是文字相似而于不知不觉中改变的。“”和“列”的字义妥当但不奇特“淮”、“别”二字于理不合却很新奇。东汉傅毅在《北海王诔》中已用过“淮雨”二字，南齐王在《三月三日曲诗序》中，又用到“别风”二字。由此可见，好奇特的心情，古今都是一样的。但对待历史上缺疑的字，圣人是很慎重的；若能本于正确意义而抛弃好奇的念，就可以定正文字了。

的语言，就是为了统一字形和字音。《周礼-地官》中讲到，周代有保氏掌教授文字。秦始皇烧毁古代典籍之后，便以官吏为老师；于是经李斯整理籀书而产生了秦代的小篆，程邈创造隶书又废弃了篆书。到汉初创建各法律时，明明写上有关文字的法令：太史官对幼年学生，要考试六字；官吏和百姓向皇帝上书，写错了字要弹劾检举。所以，西汉石建的上书中“”字写漏一笔，便害怕将获得死罪；虽说石建的情比较谨慎，也和当时对文字的重视有关。在汉武帝时期，司相如编写了《凡将篇》。到宣帝和平帝时期，曾征召通文字的人材：张敞因能正定古字而传授文字学，扬雄编辑了解释奇字的《训纂篇》。他们都通《尔雅》、《仓颉》，全面掌握了文字的音义。当时的辞赋大家，无不通晓文字学。加之他们的作品大都是描写京都苑囿，常用假借字来状貌形声，因此，西汉时期擅长文字学的作家，大都好用奇文异字。这并非他们特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当时的作家都通晓难字。到了东汉，人们对文字学的研究较差，因而复杂奥的字义，大都无人理解。及至曹魏时期的创作，用字有了一定的法度，回再看汉人作品，反而有了障碍，难以读懂。所以，陈思王曹植说：“扬雄、司相如的作品，意义幽，读者未经老师传授就不能解释其辞句，没有广博的学识就难以理解它的内容。”这岂止是读者的才力不足，也由于它的文字实在奥。自从晋代以后，用字大都讲求简明易懂，当时都习惯于简易，谁还采用难字？现在的作品，有一个怪异的字，很多句都要受到影响；如果有三个人都不认识，那就将会成为字妖了。后代读者大认识的字，虽是难字也不难了；大家已共同废弃不用的字，虽然不难也成为难字了。创作中或取或舍，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总之，篆书和隶书依次熔炼，《仓颉》和《尔雅》对文字了全面的解释。从古到今的作者，由于运用文字的不同，其效果就丑各异。用字为世所同晓便容易传，为时所共废便难以运行。文字把思想表达得明白而确，就能文采飞扬而突。

（四）

因此，行写作，必须对文字加以选择组合：第一要避免诡异，第二要减少联边，第三要权衡重，第四要调节单复。所谓“诡异”，就是奇形怪状的字。如曹摅的诗中说：“岂是不愿意这次行游，只是我狭小的心憎恶那吵吵嚷嚷的訩呶。”“訩呶”两个怪字，就使好的诗篇大受污损，何况超过二字，还能成为可观的作品吗？所谓“联边”，就是偏旁相同的字。描绘山川的形貌，自然古今作品都用联边字，但用于其他文章，就很不相称而成了瑕病；如果无法避免，可以连用三字，但三字以上，那就像编字典了。所谓“重”，就是相同的字重复现。《诗经》和《楚辞》都能恰当地重复一些字句，近代创作却忌讳同字的重复；但如果两个字都很必要，就宁可犯忌也要运用。所以，善于写文章的人，虽可写到万篇之多，有时却到一字之缺；并不是没有这个字，而是避免重复有困难。所谓“单复”，就是字形的繁简。字形简略的字积累成句，就显得稀稀拉拉，行列单薄；笔画繁多的字积聚成文，就显得一片漆黑，篇无光。善于用字的作者，繁简字错合，就能圆转如珠了。以上四条，虽然不一定每篇文章都有，但总的例是不能没有的；如果遇到这些情形而不明白，就算不得通练字了。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