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绘画上讲究设，而在文章上则以情志为主；调颜而画成狗的不同形状，会合情而形成雅正或庸俗的势。写作上各有师承，表现手法也就各不相同；其间虽无严格的区界，但也不易超越。只有悉写作法则的人，才能兼通各不同的文章势：正常的和奇特的文章虽然相反，但总可以会贯通；刚健的和柔婉的作品虽然互异，也应该据不同的情况来灵活运用。如果只好典雅而厌弃华丽，就是在会贯通方面得不够；这就好比夏代有人重弓轻矢或重矢轻弓，其实只有弓或只有矢都是不能单独发的。但如果雅正和庸俗的合在一篇，那就分散了统一的文章势；这就好比楚国人卖矛和盾，两样都称赞便一样也卖不掉了。若要兼长各裁，也须善于辨别其间的差异；好比乐师对于音律、画家对于颜一样，作家也要善于合运用不同的文章势。对于章、表、奏、议等文的作品，应该到典正雅；对于赋、颂、歌、诗等文的作品，应该到清新华丽；对于符、檄、书、移等文的作品，应该到明确决断；对于史、论、序、注等文的作品，应该到切实扼要；对于箴、铭、碑、诔等文的作品，应该到弘大；对于连珠和七等文的作品，应该到巧妙华艳。这些都是据不同的裁而形成不同的势，随着文章势的变化而获得成效的。虽然写作的法则和时机要互相结合，文采的多寡要互相合，但好比五彩的锦缎，必须以某颜为基础。

（四）

（三）

“势”，就是据事的便利而形成的。例如弩机发的矢必然是直的，曲折的山涧中的急必然是迂回的，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圆的是圆的，所以能转动；方的是方的，所以能平放：作品的势，也就是这样。凡是取法于儒家经典的作品，必然有雅正的；而仿效《楚辞》的作品，也必有好非凡的华采；内容浅近的，大都缺乏蓄；措辞简明的，常常和繁富的作品相反。好比急不会有细狼，枯木不会有荫，这都是自然的趋势。

（二）

总之，有了事的形，就形成这事的趋势，形和势是联系着的，急回旋，好像圆形的规；箭去，直得像工匠的墨线。据事的便利而行写作，内容和形式就可能得到很好的结合。如果走弯路学新奇，就会像学习邯郸步法的寿陵人。

近来的作家，大都好奇巧。推究这新奇的作品，是一错误的趋势造成的。由于作家们厌弃过去的样式，所以勉追求新奇；细看这不正当的意向，表面上好像颇不容易，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方法，不过是故意违反正常的写法而已。在文字上，把“正”字反写便成“乏”字；在辞句上，把正常的写作方法反过来就算是新奇。学习新奇的方法，必然把文句的正常次序颠过来，将应写在上面的字写到下面去，把句中的字改到句外去；次序错不正常，就算是新的彩了。本来大路很平坦，有的人偏要走小路，无非是为了贪图近便：正常的文句本来很清楚，有的人偏要追求反话，无非是为了迎合时俗。但和旧式相同的作品，是靠新颖的内容而写得巧的；勉求新的人，反因与制不合而变成怪诞了。熟练的老手，能够掌握正常的方法，来驾驭新奇的文句；急于求新的人，则一味追求奇巧，因而违反了正常。这趋势如果发展下去而不纠正，文章制就会越来越败坏。要掌握好这情况和方法，不是很值得思考吗？

桓谭曾说：“作家各有自己的喜，有的好浮浅华丽，而不懂得朴实；有的好繁多，而不懂得简要。”曹植也说：“一般文人，有的喜文采丰富，意义隐；有的喜清楚明白，描写细致微：各人习尚不同，致力于写作也就互异。”这是从作家来讲各人的趋势不同。刘桢又说：“文章的势，不外是刚或柔弱；能到文辞已尽而势有余的，天下不过一二人而已，这样的作者是不可多得的。”刘桢这里说的，又牵涉到文气问题。不过，文章任其自然之势，势必有的刚，有的柔婉，不一定要慷慨激昂的，才算文章的势。此外，陆云说他自己：“从前谈论写作，常重视文辞而忽视情志，注意文章势而不求文句泽。后来听到张华的议论，便信从他的话了。”其实情志本来重于文辞，而文章势也应该讲究泽；陆云可以说是先走错了路，后来又能改正的了。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