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从雅正的音乐渐渐衰落以后，邪的音乐便渐渐兴起。秦始皇时烧了《乐经》，西汉初年想恢复古乐。由乐师制氏记下音节，叔孙通定下礼容和法度。汉祖时作《武德舞》，汉文帝时作《四时舞》，虽说是学习古代的《韶乐》和《大夏》，却也继承了秦代的旧乐，所以，中正和平的乐调便难于再见了。到武帝重视礼乐，建立乐府这个机构，综合北方的音节，采取南方的腔调，还有李延年以妙的嗓音来合乐律，朱买臣和司相如用《楚辞》的裁来写歌辞。像《安世房中歌-桂华》等乐章，文辞华丽而违反常规；《郊祀歌-赤雁》等作品，语言虽而不合法度。河间献王刘德曾推荐古乐，但武帝很少采用，所以汲黯对武帝的《天歌》表示不满。宣帝时所作的乐章，常常模仿《诗经》中的《鹿鸣》。到元帝、成帝时，渐渐推广邪的音乐。因为雅正的音乐不能适应一般人的好，所以难于发展。后汉的郊庙祭祀，由东平王刘苍写了新的歌辞；辞句虽文雅，但音节上却与古乐不同。到三国时魏的曹、曹丕、曹睿，他们的气质朗，才华妙，用古题乐府写时事，音节也妙而和平。但读了曹的《苦寒行》、曹丕的《燕歌行》等作品，觉得里边无论叙述宴饮或哀叹征，内容都不免过分放纵，句句离不开悲哀的情绪；虽然直接继承汉代乐府诗，可是比之《韶乐》、《大夏》等古乐却差的远了。到了晋代，傅玄通晓音乐，写了许多雅正的乐歌，来歌颂晋代的祖先；张华也写了一些新的篇章，作为的《万舞》。但杜夔所调整的音律，节奏舒缓而雅正；而晋初荀勖所改制的乐，音节却比较伤而急促。所以阮咸曾批评他定的不协调，后来有人考查了古代的铜尺，才知荀勖改的不对。可见和谐的乐曲之所以能达到妙的地步，是要各方面相合的。

东作《破斧》歌，是东方乐歌的开始。商代整甲在西河想念故居而作歌，是西方乐歌的开始。历代音律声调的演变,是很复杂的。一般老百姓唱本地的歌谣，采诗官借以搜集舆论，乐师则给这些歌辞制谱，使人们的情志、气质通过各乐表达来。因此，晋国的乐师师旷能从南方歌声里看楚国士气的盛衰，吴国的公季札也能从《诗经》的乐调里看周王朝与各诸侯国的兴亡，这确是很妙的。音乐本来是用以表达人的心情的，所以它可以透到人的灵魂。先代帝王对此非常注意，一定要防止一切邪和失当的音乐，教育贵族弟时，一定要选择有关政治功德的乐曲。因此，乐曲中所表达的情，能动天、地、人和、秋四时；其教育作用可以远达四面八方。

（二）

总之，各乐产生动听的音乐，而好的歌词却是其中的主。首先在乡村里产生了歌谣，廷中谱制成乐章。卓越的古乐很难继承，不正当的音乐却容易开展。从这里不仅看到了音乐的演变，更可看礼法的盛衰。

由此可知，诗句是乐府的心，声律是乐府的形。乐府的形既然在于声律，那么乐师必须调整好乐；乐府的心既然在于诗句，那么士大夫应该写好的歌辞来。《唐风》中说：“喜娱乐，不要过度。”季札称之为有远见。《郑风》中说：“男男女女互相调笑。”季札认为这是亡国的预兆。由此可见季札听《诗经》的演奏，并不仅仅是注意它的声调。至于后来乐府诗中，写缠绵的恩或者是决裂的怨恨；把这些不适当的作品制成谱，怎能产生良好的音乐呢？但是一般行的，主要倾向于新奇的乐章。雅正的乐府诗是温和严肃的，人们听了都厌烦得打呵欠、瞪睛；对奇特的乐府诗就到十分亲切，人们听了就喜得拍着大起来。所以诗句和声调都走到邪路上去，从此越来越厉害了。乐府的辞句就是诗，诗句上声律就变成歌。声律合辞句时，如果辞句过于繁杂，便难于节制。所以曹植说，左延年善于增减原作，太多了便删去一些。这说明歌辞应该注意炼。试看汉祖的《大风歌》，以及汉武帝的《李夫人歌》，辞句并不多，而歌唱者很容易合音节。后来曹植、陆机等人，都写过较好的诗，但并没有令乐师制谱，所以不能演奏。一般人认为他们的诗不合声律，其实这是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挑剔。此外，还有传说黄帝令岐伯制《鼓曲》，到汉代又现《饶歌》和《挽歌》等等；虽然内容有军事和丧事的区别，但都算是乐府的一。还有缪袭的作品，也值得我们注意。从前刘向整理文章，把“诗”和“歌”分开；所以我现在另写这篇《乐府》，以表示其间的区别。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