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刘向谈论文章，一定要以圣人作标准来检验；匡衡上书劝学，一定要以经书为据。《周易-系辞》说：“辨明事并给以恰当的说明，有了明确的辞句就可以充分表达了。”《尚书-毕命》说：“文辞应该抓住要，不应该一味追求奇异。”由此可见，必须有恰当的说明才能表达文章的论，必须抓住要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辞采。倘能这样安排文辞，就能避免单纯追求奇异的病；这样建立起来的论，也就能得到辞句明确的益了。那么即使内容曲折，但不会影响到它说明的恰当；虽然文辞微妙宛转，但不会妨害它能抓住要。文章要抓住要和辞句写得微妙并无矛盾，说明的恰当和内容的也可同时并存。这些情形，在圣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颜阖说：“孔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上再加装饰似的，只追求华丽的辞藻。”虽然颜阖想借此来指责圣人，但事实上是不到的；因为圣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华丽，本来就是兼有动人的文采和充实的内容的。自然之本来是不易懂的，尚且有人去钻研它；文章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为什么不好好加以思考呢？如果能据圣人的著作来行写作，那么写成的文章就接近于成功了。

总之，只有圣人能懂得妙的理，因为他们有特的聪明才智。他们把妙的理写成文章，以自己灵秀的气质构成文采。他们的见解有如日月之明，他们的辞藻就像山大海那样丰富。古代圣人虽成过去，但他们的神却永垂不朽。

（二）

圣人能够全面考察自然万，并到其中奥妙的地方去；这样才能写成堪称楷模的文章，其表达的思想也才能与客观事相吻合。圣人的著作有时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其主要思想，有时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有时用明白的理来建立文章的主，有时用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的作用。如像《秋》就常用极少的文字来赞扬或批评，《礼记》里常用轻的丧服来概括重的丧服：这就是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主要思想的例。又如《诗经-豳风-七月》是用许多章句联结成篇的，《礼记-儒行》也常用复杂的叙述和丰富的辞句：这就是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的例。此外，有的文章讲得像《夬》卦所说的那样决断脆，有的文章写得像《离》卦所说的那样清楚透彻：这就是用明白的理来建立文章主的例。还有《周易》中的四卦象，理，意义曲折；《秋》所运用的五记事条例，也常是文辞微妙，意义宛转：这就是用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作用的例。据上述可知：各文章在表现手法上，有洋与略、隐与显的区别；所以写文章时，或压缩、或加详，要随不同的时机而定；写作上的千变万化，要适应不同的情况。所有这些，如果以周公、孔的文章标准，那么在写作上就算找到老师了。

他赞过周代，说那时的文化丰富多采，值得效法。这些都是政治教化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秋时郑国攻陈国，在对待晋国的责问中，郑国产因为善于辞令而立下功劳。宋国曾用最隆重的宴会招待宾客，由于谈话富有文采，孔特使弟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事业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孔赞扬产，说他不仅能用语言来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能用文采把语言修饰得很漂亮。孔谈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时，就说情应该真实，文辞应该巧妙。这些都是个人修养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由此可见，思想要充实而语言要有文采，情要真诚而文辞要巧妙：这就是写作的基本法则。

（三）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