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存有某种志向，就会连泰山也看不见；思想达到了某种境地，自己就没有空闲来有所谋求。世人称赞干将的锋利，但它能刺就不能砍，能砍就不能刺，不是剑刃不锋利。而是同时不能起两种作用。用蛢弹雀就不能同时弹■，用弓射鹊就不能同时射雁；方和圆不能同时都画成，眼睛向左右看不能同时两边都看见，一个人如果同时做两件事，结果一件事也做不成。如果干将不用来刺而改为砍，不用蛢射鹊而改为射雁，就一定能砍下来，一定能射中而不会失误了。人如果放弃他的写作，专心搞政治，那么子产和子贱的事迹就不值得一比了。古代著书的人，很多都是能建立功业的人，只是没有受到重用。管仲和晏婴，功业和著书都有所建树；商鞅和虞卿，文章和政治都有所成就。汉高祖得天下之后，使用武力治国的主张没有改变，陆贾写出《新语》，汉高祖大体都采用了。吕氏阴谋篡权，刘氏的天下将要倾覆，如果不是陆贾的政策，汉家帝室就不会得安宁。有才智的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关键在于他的遭遇如何，如果遇到乱世，就会去建立功业，有所感触，就会以他的才智从事著述。说出口就是语言，写成字就是文章。古代凭说话建功的人多，为写文章而遭受败家灭族的人极少。吕不韦、淮南王是由于别的事而犯罪，不是因为著书才有罪的。让门客来写书，自己并不写，即使不写书，也仍然要蒙受灾祸，灾祸害人，从古至今接连不断，不一定都是在写作上才智穷尽了的人。邹阳在狱中上书，被梁孝王免去了罪；徐乐给汉武帝上书，自己被拜为郎中。才智能以文章的形式有功于人，为什么要怀疑它不能保护自身呢？韩王安如果早点听从公子韩非的意见，国家不会有倾覆的危险。至于韩非的死，是因为李斯嫉妒他才能出众，并不是由于他著书才智竭尽，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为的缘故。春天植物受到伤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残过的植物如果不再受伤害，到秋天也会长大成熟。如果韩非不死的话，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难说了。所以有才学的人能够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却不能使别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够使自己的议论切实可行，却不能使别人必定采纳自己的主张。

有人说：“从古到今写书的人不止一个，各自牵强附会失去了经传的真实内容，违背了圣人的本质意义，所以称之为残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因此说：‘残缺之物装满车，不能成为什么学说；玉屑装满箱子，不能成为什么宝物。”前人最接近圣人，还被称为残缺之物，何况远离圣人随前人之后重新来写书的人呢？他们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们的言论必定是不贤明的，怎么能够采用而用来施行呢？”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作传，要阐述著书人的本意，采集圣人的遗志，所以经必须要有传来解释。都是贤人所写的，为什么偏认为经传是对的，而其他的书和记都不对呢？那些可以见到的经传以及解释经的文章，说明经必须要传才能解释清楚，所以说它们是对的。其他书与传上的解释不相符合，别创一说，所以说它们不对。像这样的话，以五经作为是非标准，假如说的话不符合五经，即使完全正确，也不会被人听信。假使五经从孔子门中出来，至今毫无残缺散失，称得上是纯粹完整的东西，相信它是可以的。现在五经已经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张的触犯，焚烧并禁止流传，伏生这类人，怀抱经书深藏在山中。汉朝兴起，征收五经，经书残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备。晁错这类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师徒相继沿袭传授，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秦朝无道义，所以就败乱了。秦朝即使无道，并没有烧诸子的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阅读用来纠正各种言论，可以拿来给后人看。后人重新写书，就和前人创作一样。都博学而有智慧，全是史书所称道的，文义与经书不相上下，为什么单认为诸子的著作偏离了经书的真实呢？由此说来，经书残缺而不完整，诸子百家的书没有散失不全的，而经书反而有遗失的篇目。分析比较二者，谁是支离破碎的呢？《易》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写成的，《诗》是向民间采集而编辑成篇的，《乐》的成书有赖于老百姓的欢愉，《礼》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乐讲礼节。四经都有所依据，它的篇章才能写成。《尚书》和《春秋》，采取了史官的记载。史官的记载与诸子的著作没有区别，与依据百姓和事象写成的经书是同一个道理。六经的写作全都有所依据。由此说来，诸子的书是根本，经书则是枝节，枝节偏离了事实，根本却具备了道的实质。分析比较二者，谁才是玉屑呢？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误的人在民间，知道经书错误的人在诸子。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实。解释经书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彻底地理解而去问个一清二楚，一代代师承下去，仍就如此解释经书章句的人，就不会是通晓古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