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道理。”

回答说：并非如此。文儒世儒解释圣人的实情，是出于同一个动机，有同样的效验，目的都是想追随圣人。事情虽然不同但勉力从事是一致的，说的话不一样但道理却是相同的。为什么说文儒的议论对社会没有补益呢？世儒的学问容易做，所以世人学习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来，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设置了他们的职位。文儒的学问，卓越非凡不循常规，人们很少读他们的书，他们的学问即使没有用来传授，门下即使没有弟子，但他们的著作文章奇伟不凡，世上的人同样流传他们的著述。那些世儒的都是虚妄的言论，只有这些文儒的才是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判断比较这两种儒生，哪一个贤明呢？考察古代贤能的人著书立说，自己用自己的学问，自己在社会上出名。世儒在当时即使尊贵，如果没有被文儒把他们写进书里，他们的事迹就不会流传。周公制礼作乐，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孔子编写《春秋》，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周公、孔子是圣人，难以用他们作例子来论证人才。汉代写书的人有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等人，他们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样，他们的名声不是靠别人得来的。世人传闻的《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郡的欧阳生和公孙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将他们记载下来，世上的人也不会知道他们。凭自己的学问出名的人与依赖别人才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好呢？能够记载一百个人的事迹使他们出名，与仅仅能使自己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高明呢？

有人说：“从事著述的人，只是有空闲时间来思考罢了，不一定是他才智出众不同于平常人。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如果让从事著述的人，总揽各方面的事，掌管国境之内的职责，心情急切忙忙碌碌，他还有什么空闲去从事著述呢？假使让一个平庸的人把闲暇时的思虑积累起来，也能写出八十多篇文章。周文王忙于政务太阳偏西也没有空吃饭，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来接待客人，还有什么空余时间悠闲自在地用笔在简札上写出美丽的文章呢？孔子写成了《春秋》，是因为没有被周天子重用。司马长卿因为不能参预公卿的事务，所以能写成《子虚赋》。扬子云因为只当了中郎这样一个闲官，所以才能写成《太玄经》和《法言》。如果孔子能当上君王，《春秋》就写不出来；假如司马长卿和扬子云做了丞相，《子虚赋》和《太玄经》就不会有如此的巧妙。”

回答说：周文王忙得到太阳偏西了还没有空去吃饭，这是为推演《易》和增加卦数。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这是忙于为周朝改订法度和制礼作乐。周朝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写作《春秋》，并不是因为他有空闲时间来思考，而是因为周代的礼制已经不完备，不能再沿用了。他承受了天地的文采，发自内心而写作，哪里是闲着无事而写作以免荒废日月呢？这乃是对虚妄有所感触而引起的，就像水源会流淌热气会蒸腾一样非写不可。管仲辅佐齐桓公，以致于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商鞅辅佐秦孝公，为秦国开创了帝王之业。然而他们两人写的书，也有几十篇之多。司马长卿和扬子云，也是管仲、商鞅这类人。由于他们都有所感触，因此才干不相上下；才干相同，因此学问相当。他们都在做官而又各自著书，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空闲。过问的事情越多见识也就越广博，官务越繁忙见识也就越深厚。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文思不来下笔就不流利，顽固愚笨的人，有幽室供他思考，即使他无所忧虑，还是写不出一个字来。人才有能与不能，而不在于有没有空闲。有缺乏才智而不能思考的人，没有具备才智而不能写作的人。有才智很高想写作而无所缘起的人，没有才智很低而由于有空闲就能记录成文的人。大概奇才有无从下笔的，没有不会写作的，有看不到的，没有缺乏功夫进行写作的。

有人说：“凡是著书立说的人他的精力智慧已经穷尽，居官位就不能胜任职责。大约人的思想偏重于某个方面，那么精力也就会在这方面用尽。著书立说的人，写的东西精深奇特，他的才智已经到了极限，他的智慧已消耗殆尽。考察古代著书立说的人，大多处在闲散无事的地位；至于辅佐将要倾覆的社稷，安定将要危亡的国家，这不是著书立说的人所能做到的。有所推动，有所坚持，就会有所开端，写出成百篇的文章来。吕不韦写《吕氏春秋》，全家流放四川；淮南王作《淮南子》，遭祸至全家被处死；韩非著《韩非子》一书，自己被害死在秦国的狱中。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辅佐国家呢？在那方面有所擅长，在这方面怎么能不有所不足呢？精通写文章，怎么能不在政治上有所不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