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帅必兰阿鲁带说‘：自从去年初次设置帅府时已经挑选查验了本军，除去多余无用者，现已确定分部，上下相亲，所以能够所向成功。现有的都是经历血战的剩余部分，屡试可用者。况且他们又是父子兄弟，能自相救援，各顾本家，同心协力，不可分离。今如必定要分开，将会因相互交换而互不相识。国家粮草常常担心接济不上，怎么能容易假冒，但本府军队不至于如此。何况潞州北面便是异国，经常备战，事务繁杂，而将他们分别开来，那些居于中下等的都将会挫伤锐气放松戒备而难以使用，我还担心敌人因而可以测知我军虚实。况且义军大都是农民，现已分散各回本地，抢跟农时，奋力耕作。如果召集起来，动则至少十天，农事荒废而岁收就会失去了。请听从本府所定，不要轻易变动。’臣十分赞同他的意见。”这时，阿鲁带的奏章也已送到，朝廷便下诏应许了。

又说“：近日侦察得知北国军队驻守在同州、耀州，我私下担心会隔断我军东西往来的通道，便委派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带领军队救援，如今北军即将叩关而入了，臣前些时候曾奏闻朝廷，北兵不仅要进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我虽已移送公文给陕州行院和陕西邻地，都让他们安排防备，但恐怕未能立即遵从实行，请诏令河南行院统军司，商定防备之策。”皇帝将奏文送给尚书省，宰臣上奏说：“敌军已越过关城，只能严格督责所派遣的元帅大臣们前往迎击，并命令胥鼎增派军队渡河以牵制敌军左右。”皇帝同意。不久，胥鼎听知大兵已越过关塞，便急上奏章说：“臣蒙受国家大恩，位居枢府，凡有战事，都应自任。今兵入河南，将至畿甸之地，我岂能安守一方，坐视朝廷急难，而不思奋力以稍微减轻陛下之忧。去年颁布圣旨，以前次都城受围困而四方没有前往救援为恨事，明令将帅，如京都有警报，立即各领兵救援，如有不来的自有正常处罚办法。臣已奉诏，先派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渡河前往潼关、陕州，臣将亲自率领平阳精兵直达京都，和王师会合。”又奏说“：京师距离平阳有一千五百多里，如果等朝廷命令再计划入救，必须三十天才能到达，能不失去战机吗？臣今已身先士卒，以双倍的速度日夜兼行了。”皇帝赞赏他的忠诚之心，诏令枢密院督责军队接应。

起初，胥鼎因为准备率兵救援京都，上奏请求委任知平阳府事王质代理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代理元帅右监军，以镇守河东，皇帝同意了。这时，胥鼎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兼枢密院副使。当时，敌军大部队已越过陕州，从函谷关以西都排列营寨，连绵几十里。胥鼎担心敌军在近期内进逼京城，便将河东南路的怀、孟州的军队共一万五千人，由河中入京救援，又派遥授河中府判官的仆散扫吾出带领军队直进陕西，合力抵御。他还担心北兵扼守黄河，传送檄文到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让他们相互会合军队成为夹击敌军的态势，后来，北兵果然从三门峡、集津渡河北去。

胥鼎又上奏说：“自从战争以来，河北军队溃散，人口逃亡，还有山西、河东的老幼，都迁徙到河南，在各处侨居，失去本业，容易民心动摇。我担心有关方面乱分彼此，或者强迫迁移，以致不得安居。如今敌军兵势日盛，将至京都的畿甸之地，如果敌人引诱这些失去本业的民众作为向导，或者强迫他们攻城，岂不是增强敌方实力。请朝廷派出官员前往安抚慰问，并命令各地方严加防范，也许不至于发生事端。”皇帝听从他的计议，委派监察御史陈规等人充当安抚捕盗的官员，巡察各郡。敌军回至平阳，胥鼎派兵对战，敌军失利而去。

兴定元年(1217)正月，皇帝命令胥鼎选派三万五千名兵士，交给陀满胡土门统率西征。这时，胥鼎驰奏朝廷，认为不合适，大意说：“自从北兵经过之后，民众食物不足，兵力不全。如再出兵，不仅运输辛劳，民众又将流亡，更加流离失所。如果宋人乘机而动，又将如何对抗？这是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大计。如今的势态，只能防御南方，西征还不能考虑。”因而停止这次行动。当月，进拜为平章政事，封为莘国公。他又上奏说：“臣近日派遣太原、汾、岚的官军准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将情况告诉我，极力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计谋。臣愚昧无知，认为德升所说的是可取的，大胆详细奏闻朝廷。”皇帝诏令交尚书省商议，言论载于《德升传》中。三月，胥鼎因为祖父名章，请求不担任平章政事职务，诏令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