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深入敌人境内，进得不到食物，退又无处掳掠，他们必将又逃跑啸聚山林，成为心腹之患，这是四不可。发兵征讨，需靠敌方粮食，这事不能必得。随军转运粮草，又非民力所及，沿边民众虽有产业，而赋税差役十分繁重，已不胜困苦疲乏。又凡是失去家业寓居于河南的，大多数都衣食难以自给。受到贫困的逼迫，盗贼就会产生。如果宋人暗中招募，以厚利引诱，让他们充当向导，待我不备突然入侵，则内有叛民，外有劲敌，就不容易战胜了，这是五不可。今春耕将近，如进兵不回，必误农时，因而也耽误秋天防御所用物资，这是社稷大计，岂止是疆场上利害而已，这是六不可。愚臣认为只应当挑选一批有才能敢于作战的将士，分别布署在靠近边境的州郡，敌人来时就追击，敌人退却就努力耕田，以增加储备。如能做到，士气越增强，民心越稳固，国家富饶，自然能够恢复先朝基业，完成中兴功绩，一个区区宋国何足担心不能平定。”诏令交付尚书省。宰臣们认为各路军马既已前进，无可复议，停止讨论。

后来元帅承裔等攻取宋朝的大散关。皇帝对胥鼎说：“所得的大散关，能保就保住，不然就烧毁后回兵。”于是胥鼎上奏说：“臣近日派官员询问各帅臣，都说从散关到蓦关诸关隘，距离很远，中间堡垒相望，如要分别屯守，没有万人不行。而又有恒州、虢县所属几处关隘，宋兵均固守如旧，危急时又必然要分散关的兵力，留下人数少了必定难以支持，而凤翔、恒、陇也无法接应增援，恐怕会造成两失。况且近年以来，民力困于不停调动，如今正是春耕农事急迫之时，恐怕妨碍耕种，不如烧毁此关，只屯守边境上的关隘以张声势，如对方来入侵，相互接应增援易于做到。”皇帝同意。

二年四月，胥鼎请求退休，皇帝派近侍之臣对他说“：卿年纪已大，朕非不知，但天下事刚理出头绪，卿为旧臣，姑且勉力以终其事。”胥鼎因宣宗大多亲理一些琐细的事务，不是帝王的风度，便上奏说“：天下之广大，万机之众多，钱谷之冗重，不是帝王所能兼管的，就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天子只操心国家大政，督责成功而已。况且如今多事，怎么能够亲理小事呢？唯望陛下委派大臣，坐享成功，则恢复旧境为期不远了。”皇帝看过他的奏章以后心里不高兴，便对宰臣们说：“我唯恐自己怠惰，而胥鼎怎么会这样说呢？”术虎高琪奏道“：圣君以宗庙社稷放在心上，效法上天行健的本义，忧虑辛劳政务，日夜不息，这是导致太平必由之路啊，胥鼎说得不对。”皇帝听了很高兴。

三年正月，胥鼎上奏说：“在沿边的州府官员，原就规定有减少资历所需的时间，而那些掌管军队及防守边隘的将士，征伐出行，暴露于野外，历经艰险，应当一律减免，以示鼓励。”皇帝听从。二月，又上奏说：“近来规定，凡在军前立功而后犯罪的人，行省、行院、帅府不能自行杀掉或赏赐。赏赐是由朝廷所出，则恩德有所归属，这固然合理。至于部下犯罪，主将不能施行责罚，则下属将无所畏惧，而命令就难以实行了。”宰臣觉得这事不好办。皇帝将这事询问枢密院官，回答说应当听从胥鼎的意见。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四品以下官员下面有权自行处置。

当时元帅承裔、移剌粘何讨伐宋国，所攻下的城邑大多烧毁抢掠，因此胥鼎上奏说“：承裔等人奉诏宣扬国威，这是所说的‘吊民伐罪’啊！如今大军已攻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是汉中、西蜀的咽喉要地，请传谕帅臣们，所攻取的城邑暂且不要烧毁抢掠，一定加以安抚。如果能够让一郡安然，秋毫无犯，那么其余的三十军，将会不用攻打而城邑自下。如有抵抗王师的，仍应杀戮。”皇帝很赞同他的话，便下诏告诉承裔。胥鼎因年老多次上表请求退休，皇帝对宰臣们说：“胥鼎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我观察他精力未衰，已经派人前去安慰和劝说。胥鼎曾经举荐把胡鲁，认为强于自己很多，想让他代替自己。把胡鲁固然不错，但在驾驭人才，处置机要大事，比胥鼎差多了。”不久因为讨伐宋国有功，又迁官一品阶。

八月，上奏道：“臣奉诏兼任河东节度使，近日晋安帅府下令，百里之内只保留桑枣等果树，其余全部砍伐。如今正在秋收，却下这道命令而影响了农事，既不能防御敌人而又有害民众，不是好办法。况且一旦警报告急，这些砍下来的树木怎么能全部运走，能够不送给敌军吗？其他树木砍掉，而桑枣和房屋上，不都是木头吗？这个办法徒劳而无功。我已下令帅府制止这件事，而左都监完颜闾山却说是奉旨进行清野，我不知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皇帝下诏由胥鼎根据方便加以规划。当时，大元军队大举入侵陕西，胥鼎多次提出对敌的计策，朝臣们有的加以阻止。皇帝对枢密院的官员们说“：胥鼎的计谋必无失误，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指挥他。”接着他又派人对胥鼎说“：卿专管上方，凡事可以根据方便规划计谋，又何必一一报朝廷同意，只能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