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领兵之道，无过于赏罚二字，当派兵对敌时必须让他有所思慕而乐于前进，有所畏惧而不敢后退，然后将士听从命令而功业可成。像讹可败退，就应当公开明确他的罪责，朝廷如果加以宽容，一点不追究，我担心领兵之道未能尽用了。”朝廷下诏回报说“：你的意思已经清楚，讹可等人已经下狱治罪了。”

当时中都受到敌军威胁，朝廷刚刚派使者前去议和，统率军队的人畏缩不敢出战，说是“担心破坏和议”张行信上书进言说：“和跟战两件事情本不相干，派出的使者专心于议和，领兵的人要一心考虑作战，怎么能以议和作为不战的借口。自从崇庆年间以来，都是因和议而误事，如果我军肯努力作战，略略打败敌军的锐气，那么和议的事早就可以成功了。不久前北方使者前来，但他们的军队仍然攻破东京，入侵河东。如今我方的使者刚派出，将帅们就马上按兵不动，这对和议是毫无益处的。形势越是危急，粮草就越是困难，和议能否成功尚未可知，怎么能够闭门坐守待毙呢？应当乘兵马还强壮的时候，挑选精兵猛将，防卫运输通道，往来和敌军作战，稍微挫败敌人，那么附近储存的粮草就能运进京城，和议也就不用多久就能成功了！”皇帝知道他说得对但却不能实行。

二年三月，因为朝廷搜括民间的存粮，张行信害怕失去民心，便上书说“：近日朝廷命令知大兴府的胥鼎根据方便的办法筹划军粮，胥鼎便奏请允许人们交粟米买官。接着又派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搜括官员和民众的粮食，每户存粮两个月，其他全部交给官府，用官爵品级银钱来作为报酬。当时有粟米的人有的已经报数字给了胥鼎，但还没来得及送到官府。奥屯忠孝想多搜粮食来表明自己功劳大，凡是胥鼎已经记载上的数字他也不扣除，民众甚为痛苦。如今米价飞涨，无处可购，民众所存的两月粮食又被夺走，他们将不单归罪于有关方面，也要埋怨朝廷没有明察。大兵已经压境，人人已觉危险，如果再干这种不该干的事，只怕会发生其他变故，那就得不偿失了！”皇帝十分赞同他的话，当即命令近臣前往审视并加以处置。皇帝对奥屯忠孝说“：我已深知你尽心国事，但国家目的是要得到一部分粮食，如今粮已获得，就暂且让民众自行安排吧！”四月，任命张行信为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代理本路宣抚副使。他将要离京时，请求入见皇帝，皇帝在便殿接见了他。他上奏说：“我观察奥屯忠孝这个人虚伪不忠，遇事惨毒残酷，和胡沙虎是同党。”他历数奥屯忠孝的罪状，并且说：“平时无事还容不得一位宰相是没有才干的，何况如今正是多事之秋，能够让这样的人参政吗？希望能立即罢免他。”皇帝说：“我刚即位，选用和罢免大臣应当合乎礼节，你可以告诉他的亲信，转劝他辞去就行了。”张行信便告诉了右司郎中把胡鲁让他转告奥屯忠孝，忠孝却不在乎。

三年二月，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任，便上书奏四件事，其一是说：“杨安儿贼党早晚就可以抓获，不须忧虑。今日急务，在于收用民心而已。以前官军讨贼，不分好坏，一概杀掉，抢劫财产，掳掠妇女，这就更让居民怀疑和害怕，逃走聚集山林。如今应当明令有关方面，严加管制，不让劫掠平民百姓。这样百姓安心，坏人的诈骗和威胁就不起作用，他们的实力就大减。”其二说“：自从兵乱之后，郡县官吏豪族，大多能够纠集义兵，攻打土匪，朝廷虽然委任他们本地的职务，但不久又派人代任。那些旧官员是当地民众所一向信服的，而新派去的人却未必有才干，危急之时，就会引起事端坏了大事。从今以后，郡县缺少官员，请让尚书省在选人时特别注意，原官吏能使民众感到方便和安定的，就让他们延长任期，如果因为资格品级不够，就先让他们代理，等有功绩以后授予正职，这样才能人尽其才，事情也就容易成功。”其三说“：目前掌管军队的将官勇敢善战的十人中没有一两个，如有敢于作战的人，就应当督责他们建立功勋，不应当任命他们担任其他职务。”其四说“：山东的军需物资都是出卖爵位获得的，可是当这些人带着证书请求任职时，选用官员的选曹往往以有的等级不应当出卖为理由来驳回他们。卖爵位不合适，这是有关方面的罪责，他们个人有什么责任？况且山东为海岱重地，群寇尚未讨平，田地无所收获，仓库毫无积蓄，一旦军饷不足，要再卖给爵位，还有谁肯相信？”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八月，召回任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转任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任太子少保，兼以前的职务。这时，尚书省上奏说：“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进言，参议官王浍曾说，本朝是高辛氏、黄帝的后裔。原来汉代始祖陶唐氏，唐朝先祖老子，都被立庙祭祀。我朝至今已有百年，不替黄帝立庙，岂不是有愧于汉、唐吗？”又说：“本朝刚刚开始兴盛时，旗帜为赤色，这是因火德而兴是很清楚的。主德的祭祀，缺而不论，也不合礼经里重祭祀的意思。这是我听王浍所说的，请朝廷商议这件事。”皇帝诏问有关部门。张行信奏道：“查《始祖实录》，只说是从高丽而来，并没有听说出于高辛氏。如今据其所说要建黄帝庙，黄帝为高辛氏的祖先，借以绍继，那就应当是木德，而今却说是火德，又从何而言呢？况且建国初期太祖有遗训，因为完颜部崇尚白色，又取金之不变色，便以大金为国号，并没有议及德运的问题。近至章宗才聚集百官商议，而以继承被灭的宋国之后，定为土德，并用以告祭宗庙诏示于天下了。可见王浍所说是狂妄无知。”皇帝赞同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