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的，尚且先以理责问然后用兵。可见派使者详问正是国家的惯例，有什么失国体可言？况且目前国家多难，戍兵为时已久，不想法让他们休息，怎么取得民力？我是一个书生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但办事应当珍惜机会，不敢不竭力陈述自己愚暗的想法，请陛下明察。”皇帝又让尚书省商议，高琪等奏道：“张行信所说，固然是遵循旧例，但今天的事情和过去不同。”皇帝下诏让暂时等一下。后来，高汝砺也上奏说先派使者不合适，这个动议便停止了，高汝砺的话记在《汝砺传》中。

当时监察御史多被判罪，张行信便上奏道“：大定年间，监察御史有罪大抵收取赎罪费，或者夺去俸禄，重的降任外地职务而已，偶尔有被判决的也是有其他原因才这样。当时的辅政大臣程辉已经当面争议认为是不适当的。朝廷又有旨意，监察的职务主要是弹劾官员，看他们是否守法，并非凡失察的都是这样。近来也不问事情的大小、情节的轻重，一概判决，认为是大定以来的规矩，先朝的明训，太过分了。”于是，诏令尚书省重新确定监察的罪名制度。

史馆编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道：“旧规定，凡修史，宰相和辅政大臣都参预。但由女真和汉人各出一人。崇庆年间，既由参知政事梁王堂兼管，又让翰林承旨张行简同管，这是因为张行简家学相传，多有考据。如今修《章宗实录》，左丞高汝砺已充当兼修官，应当让参知政事张行信同修，如同张行简的时候一样。”皇帝批准。

二年二月，出任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对他说：“当初，我因为朝臣们大多称赞你的才能，因此让你参预机要大事。可是你在朝廷商议时，总是不按正道，乱提异议，很不合为相之道。又听说你近来不把正经事情放在心上，莫非是想分裂土地的缘故吗？如今任命你这个职务，你应当知道原因。”起初，皇族的合周逃避敌军不敢出击，并且假称是秘密收到朝廷的旨意，被逮捕入狱以罪该杀。众皇族都上奏章表示不同意见，并请求赦免，但皇帝不从，高琪认为自古以来犯了法没有因哀告而免除的。张行信却说“：事不论古或今。不过合周平时一向忠孝，也许可以宽免他。”又因当时张行信的族弟张行贞居住在山东，接受了红袄贼的任命，枢密院收到宋国来书，其中有牵涉到张行信的事情，所以让他离开朝廷。张行信的儿子张莒，当时任尚书省令史，朝廷也让另行任用。

起初，张行信进言说：“依今日的法令，官员犯罪，多依照法律判决。我见大定年间世宗下旨，官员犯有故意违反圣旨的罪，徒刑、杖责并判决。可是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有关部门定罪，都不曾引用，这也不是经久而成惯例之事，请详加论定。”张行信离开朝廷以后，皇帝将这份奏章交给尚书省。这时，宰辅们上奏说“：从今以后，凡因违犯所奏条款所指明各项规定的，应当判为违背皇帝圣旨罪的，他们判徒刑年限，责打的次数可允许赎罪。特别送去了诏令圣旨而故意违背的，依照大定年间的条例执行。”皇帝批示同意。张行信离开朝廷不久，皇帝曾经对宰臣们说“：自从张行信被降职之后，你们便闭口不说话了，这极不应该。张行信的事情，你们都是很清楚的，哪里是因为进言的缘故？从今以后应当言无不尽，不要有所畏忌。”

张行信刚到泾州，立即上书说：“马匹是军队的根本，如今战事不止，马匹不可延缓办理。我自到泾州，听说陕西的豪强大都去河州买马，转卖到内地，获利百倍。当见到省里派去的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到洮州买马时，用百铤的银子买到近千匹马，他说在生羌、木波各部，蕃族人家养了许多马。以前由于派去的官员或者故意压价，或者仗势抢夺，因而产生不和，而且常受到银子少的限制，所以难以多得。又听说蕃地今年秋收不好，需卖马得银买粟米。冬春之际肯定缺少食物，马价很低，请让有关方面运银和粟米到洮、河等州，选派熟悉蕃邦情形，通达而能随机应变的像桓端这样的人去购买和交换。如果用银万两，就可以得到良马千匹，机不可失，请朝廷尽快考虑。”

他又说：“近来沿边的将士们立功，朝廷派使者前去宣旨，赐给官爵，他们无不感激皇恩，愿出死力报国，这也是激励他们的好方法。可是，他们赠送使者的或者马匹，或是金钱，成为惯例了，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大定年间，曾经制定送给宣读圣旨的使者礼品时，凡五品以上官员都有规定的数目，后来竟然废止了。何况目前时局和过去不同，而那些受封为六品以下以及只是散官的人也免不了送礼，有的没法备办礼物，便向部下收取来应付，甚至有人因此犯了罪。那些将士们拼命立功，朝廷刚给予赏赐官爵，而他们又要因送礼物而发愁，这哪里是朝廷的本意？请令有关方面依照大定年间规定，参考目前时局，明确规定数目一律等同，让他们收受之间有限度，这样无伤大体，而上下齐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