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使人赡养，后会有期。倘有衷言，即遣人来，无妨也。"于是上将旋师，赐敕大寿，令毋忘前约。大寿复遣人赍奏至，言："期约之事，常识于心，因众意怀疑，难以骤举。望皇上矜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尤望垂盼。"上命毁大凌河城，携大寿从子泽洪等及诸将以还，优赉田宅服物器用。降兵万余，咸分隶安业。

祖大寿初回锦州时，只言突围而出，但副将参将等高级将官投清，这件事是瞒不过的，辽东巡抚邱禾嘉密疏上闻。崇祯当然要杀祖大寿，却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羁縻；一面如清太宗之于阿敏，行一条借刀杀人之计。《清史列传》本传：

唯以蒙古将桑噶尔寨等赴援不力，战败先遁，密令大寿歼之。事泄，桑噶尔寨率众蒙古，环甲三昼夜，欲执大寿来归本(清)朝。大寿慰之曰："我视尔如兄弟，尔安得若此？"桑噶尔寨曰："闻欲尽杀我等，图自救耳。"大寿曰："杀我自必及尔；杀尔自必及我。"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辽东明军，杂有甚多蒙古部队，此即王象乾所优为的"行款"，而在兵部夸张为"以虏制夷"的战略。观上引之文，情形是很明显的：祖大寿只带"从子泽远及厮卒二十余"回锦州，何能歼灭桑噶尔寨所率的"众蒙古"？又"事泄"者，当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放风"。祖大寿谓桑，"杀尔自必及我"，则是已知为借刀杀人之计，为桑揭穿底蕴，自然相安无事。此一段记叙中有隐笔。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本传又记：

敕使自京师召之者三，大寿语锦州将士曰："我虽竭力为国，其如不信我何？"终弗往。

有袁崇焕平台被缚前车之鉴，祖大寿何能上当？但从此数语中，可以推知祖大寿当时的心迹：第一，力竭投降，并非本心，仍旧希望能为明守边，甚至牺牲在满洲的亲属亦所不惜；第二，由"其如不信我何"这句牢骚，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犹未改，但可知其已无殉国之心。

此后三年，清太宗致书，不报；多铎征锦州，则力拒。于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间又另是一个局面了。

***

我以前谈过，所谓"天命"、"天聪"，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汉文称号，究其实际，在天聪八年以前，国号为"后金"，自称"金国汗"；至崇祯八年，始定国号为"清"，并建正式年号"崇德"。也可以说，在此以前，希望以山海关为界，划疆而守；在此以后，始决心进窥中原。而促成太宗此一决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尔获得了一方"传国玺"。

走笔至此，先作一篇"传国玺考略"。按："皇帝"一词，起于秦始皇；以故作为"恭膺天命"之凭证的玺，亦起于秦始皇，《太平御览》云：

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因名之为"传国玺"，但仅及二世；刘邦先入咸阳，子婴降于道左，此玺遂为汉得。明人刘定之作《玺辩》，述其源流甚详：

汉诸帝常佩之，故霍光废昌邑王贺，持其手解脱其玺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与，后乃出投诸地，螭角微玷(按：玺为螭钮)。董卓之乱，帝出走，失玺。

孙坚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术拘坚妻，得以称帝。术死，玺仍归汉传魏，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

魏传晋，晋怀帝失位，玺归刘聪，聪死传曜。石勒杀曜取玺；冉闵篡石氏，置玺于邺；闵死国乱，其子求救于晋，谢尚遣兵入邺助守，因绐得玺归晋。方其未还也，刘、石二氏以玺不在晋，谓晋帝为"白板天子"；晋益耻之。(按：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

谢尚到底是否骗回这方秦玺，大成疑问；但自南北朝开始，"其间得丧存毁真赝之故，难尽究诘"，直谓之秦玺已亡，亦非过言。

自唐朝开始，"传国玺"改称"传国宝"，为太宗所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隋炀帝萧后，自突厥奉玺归，亦非秦玺，而是很可能为永和年间所制的晋玺。至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废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则连晋玺亦亡。

"儿皇帝"石敬瑭入洛，又制一玺，后世称为"石氏玺"；契丹灭晋，明知此"传国宝"的来历，但对外不道破真相，辽兴宗耶律宗真试进士，且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命题。"石氏玺"后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乾河。

至此，所谓"传国玺(宝)"者，共得三玺：

一、秦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亡于南北朝。

二、晋玺，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毁于后唐废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