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传国玺"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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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插汉"，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

科尔沁酋长姓博尔济吉特氏，亦为元裔，曾参加"九国联军"之役，其后化敌为友，和亲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尔衮、多铎的福晋，皆出此族，与清朝世为国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察哈尔为元顺帝嫡系子孙，所以酋长称"汗"。其时的林丹汗雄桀为内蒙七部酋长之冠，一向轻视满洲，且倚仗士马强盛，侵凌同族，与科尔沁更是极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笼络"西虏"以制"东夷"的"西虏"，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满洲的大敌。

天聪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静待祖大寿举锦州来降，暂无举动，因而用其兵攻察哈尔，林丹汗率师西遁，太宗降其部众数万，收兵而返，并未彻底解决。至天聪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询："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都以为应先征明，但太宗一则不愿与祖大寿交锋，再则打算着相机攻林丹汗，所以沿长城西行，由龙门关入口，纵掠宣府一带，兵围大同，死伤甚众而无功。

闰八月将班师时，有一意外喜事，《清鉴纲目》卷首《平定内蒙古》载：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

八年闰八月辛亥，察哈尔国林丹汗…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众和硕贝勒等公议奏云："天特赐皇上察哈尔汗窦土门福金，可即纳之。"上固辞曰："此福金朕不宜纳，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以与之。"代善等复力劝上纳…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赐，上若不纳，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义而荒于色，臣等岂特不劝之纳，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纳则臣心欣悦，不纳则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纳，恐违天意，于是纳福金之意始定…护送福金多尼库鲁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欲庆之至矣。"

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