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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自然不是说《思文》毫无艺术）就有的烈的染力量。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育万民的一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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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诗序》所言，《思文》是“后稷天”的乐歌。后稷之所以“克于天”在《生民》序中说得再明白不过：“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天也。”“后稷天”的祭祀称为郊，即祭上帝于南郊的祭典。古人祭天（亦即上帝）往往以先王享，因为人王被视为天，在享中便实现了天人之间的沟通，王权乃天授一步确认，于是原本空泛的祭天便有了巩固政权内容的落实，而成为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这天人沟通的努力，今天看来虽然过于原始、刻板，但在古代，尤其是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其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试想，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思文》）曲调缓缓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是何等庄严，人们会觉置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合。

以致成为后世诸多学者的共识，虽无伤大雅，总不免让人到一丝遗憾。说无伤大雅，是因为《思文》确实也现了周公的思想。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三世，于国、灭商、平，功勋卓著，而重农保民又是其一贯持的政治原则。可见，就理解《思文》的意旨而言，确实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周公；但是，就此认定周公为作者，终究不可取。要确认周公为《思文》的作者，还必须有早于或至少与《国语》同时的确凿证据，因为现有的确认不过是基于《国语》的不可靠的误认。《诗经》中凡无确凿充分证据而定为周公所作者，均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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