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1978年10月，在哈维的催促下，我用空运寄给黄一份书稿的影印本。但是，信虽然到了，这本超过五磅重的书稿，却不曾抵达终点。1月初，黄写信给我，建议我再给他一份，但这回由哈维的女婿亲自携带进大陆。这个年轻人卡尔·华特(CarlWalter)刚获得签证，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国银行，这是他在斯丹福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们还没见过对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尔慷慨承担起信差的角色，并没有仔细检查放在他行李中这一叠厚厚书稿的内容，是否被当时的北京视为反动材料都还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书稿亲自交给黄本人。两个月后，哈维来电告知，北京出版历史书籍的最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原则上同意出这本书。他无法理解，为何我接电话时一点也不热衷。原来他打电话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办公室来电的当天，邀请我次日和校长谈“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由传话的遣辞和秘书的口气，再加上当时纷纷谣传纽普兹将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师，我毫无疑问将被解聘。那时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兴。那天傍晚格尔躺在床上，不发一语。我想躺在她旁边，但她动也不动，没有挪出空间，我只好躺在床边，同样不发一语。我们同样的姿势一定维持了很久。天暗下来时，我听到杰夫在客厅走动的声音。虽然他没有晚餐吃，但也没来吵我们。这时电话铃响，就是哈维带来的好消息。

《剑桥中国史》的明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讨论特定的主题，例如军备、法律、教育及经济发展。我已经写了一篇明代政府财政的章节，纳入该部分的组织架构中。第二部分将明代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分成许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约当于一个或多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我连续两年夏天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就是准备撰写约三万字的草稿，涵盖隆庆(穆宗)及万历(神宗)期间，起于1567年，止于1620年。穆宗在位不过五年半，但他的儿子在位却长达四十八年。在横跨十个主要朝代、十多个次要朝代的中国历史中，截至当时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两人合计统治五十三年。有时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过一本16世纪中国的书，写完另一本探讨特定年份的书，照理这个任务对我不致太过困难。参考书目既丰富又还算熟悉，我应该不必连续两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顿，写出毕竟只有中等长度的论文。不过，详情远比上述分析复杂。五十三年，相当于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McKinley)遇刺到“板门店协定”的签订。如果要撰写期间相同的美国历史，就要处理两次世界大战及九位总统任期，其间包括美元外交、“回归正常”、信用破产、大萧条、禁酒令、新政、广岛、马歇尔计划、冷战及氢弹。为了让历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还可能必须增添趣闻轶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盠盡enc)、亨利·福特、查尔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威廉·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萨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尔·卡波尼(AlCapone)、幸运的鲁西安诺(LuckyLuciano)、华特·洛依泽(WalterReuther)和约翰·路易斯(JohnLewis)，甚至还有葛丽泰·嘉宝(GretaGar波)、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Armstrong)和贝比·鲁斯(BabeRuth)。“为何你要比较16、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质疑：“你知道的，当时中国的多元及复杂程度，甚至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

说的对。但是我想提醒我的友人，就地理来说，两国有类似的面积。就人口来说，两国更为相似，都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因此，当时的中国和今日的美国可以说是具有“规模相同”的问题。只不过，一个依靠仪式和一套道德准则来维持不变的状态；另一个靠货币管理的机动性，由后果来引导下一次行动，这些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除了行为模式的差异外，双方的不同还在于结构根源。一旦认定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美国相似程度就像鱼和鸟，我们就不能用一方的标准去评估另一方。相反地，如果呈现鱼或鸟的情况时，必须给予完整的解释，追踪历史文化特殊问题的根源。我写其中一方的情况，准备给另一方的读者阅读，如果没有充足的背景资料，只是丢出一堆毫不相关的事实，这样就非常失职。

我对中国向来站在批判的角度，无论是对中国政府或中国文化。我的理由很充分。就一本书的篇幅而言，《万历十五年》可能是对官僚管理制度最无情的批评。在普林斯顿，我找到更多批评的机会，这和我负责《剑桥中国史》部分的一次历史重大事件有关。1619年，清朝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在今日东北的关键之战中大败明军。“辽东之役”被认定是两国命运的转折点，但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加以探讨。除了所有参考文献都会出现的一小段文字之外，不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现代读者，都无法评估事件始末，只能自己再回去找原始资料来研究。到普林斯顿后，我向牟复礼和崔瑞德建议，我们应该给这次事件应有的篇幅，而他们也同意了。

接下来数星期，我全心研读这段历史。努尔哈赤的年表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再被译成中文及日文。这两种版本，都收藏在普林斯顿的杰斯特图书馆(GestLibrary)。当时及现在的地图虽然不够完备，但还足以显示战场的位置和地形。幸运的是，我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哥伦比亚大学的雷德雅(GariLedyard)教授告知，关于这次战役有相当多的韩国素材，是以流利的中国古文写成的。拿这些材料和中国的记载一并阅读时，可以让我们重建相当完整的战争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