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架构。在官僚管理下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军队的人力、税赋、军务和补给都来自集结的村落，无从测试组织中无数的漏洞和欠缺的关联性。军队既已处于没有竞争能力之下，更不曾进行军事操练或演习，借以熟悉战争的技艺，因为高高在上的文官认为，实际的作战并不会发生。明代的军队本质上是支庞大的警力，由文官来率领。到当时为止，是靠两大基本方法来赢得战争：一是聚集庞大的军力，以人数众多来威吓敌军，如此不必努力作战就可赢得胜利；二是躲在城池里采取守势，希望借此尽快消耗敌军的战力。就运用这两项技巧而言，辽东之役的策士和战地指挥官并不算怠忽职守。但他们其后所遭遇的局势，却完全在意料之外。努尔哈赤是个军事奇才，早就洞悉对手的能力与极限，他为这次和明朝的大摊牌，已经认真准备了三十五年。他集结部队，编排成各“旗”都是为战争而做准备。对英国陆军官校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师而言，努尔哈赤的策略简单易懂，但他的敌手却看不出来。

不过，身为《剑桥中国史》的作者，我却碰到技术上的问题。呈现这段史实却不补充背景资料，就像故事只讲了一半。读者可能因此相信，一小群主将的无能，最后竟然让中国被异族统治近三百年。然而，在确定失败该由谁负责时，我却不知如何划清界线。就像拔野漆树一样，三尺高的树可能有长达二十五尺的根，而且还没完没了。如果我对章节中的每一历史事件都补充背景资料，三万字势必不够用。

此外，如果把我想讲的话全说完，可能会招来批评：侵犯了共同计划其他作者的指定领域，把个案变成综合性的讨论，甚至超过我们自订的期限。如果中国的农业帝国官僚是军事失利的原因，我的发现没有理由只限定在1619年。亚瑟·韦利(ArthurWaley)曾翻译1840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文献，在大后方所发生的问题和我的描述差不多，当时的管理者还是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结论可以继续延伸，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基本上来说，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近似只有农业的社会，大体上是由官僚来管理。国民党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但底子里全国仍是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业化。

这样的困扰并非我们学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而且特色一脉相连。事实上，组织的因果关系可以穿越时间，渗透进每个历史事件的表里和各个层面。在处理《剑桥中国史》时，我们的问题终于靠折衷之道而获得解决。德国杜宾根(Tübingen)大学的提勒曼·格林(TilemannGrimm)教授夏天时来参与我们作者的研讨会。他是《远东杂志》(OriensExtremus)的编辑之一，这本汉堡的汉学期刊曾在1970年刊登我的文章。这时我已写好一万字的辽东之役草稿，背景因素一应俱全。提勒曼同意带回德国，和另外两位编辑商量发表，我知道自己已尽了对一般读者的责任，未来我只要从中摘取两千五百字及两张地图，并入《剑桥中国史》即可。摘要只需有基本事实，再加一则注释，让读者知道去哪里进一步看到全貌。

但是，我个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偏重垂直面，而不是水平面的特定议题，早已带给我不少麻烦，未来还会引起更多问题。这很难加以解释，尤其是在我个人陷入沮丧及焦虑时。我似乎已有够多的麻烦，没有心力再去注意技术上的细节，这些微细的差别充其量也是抽象而遥远。

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有人主张我应该忘掉这整件事，全心投入创作。说这话的人不曾站在我的立场，我无法忘记这件事，因为别人也不可能忘记。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我被迫采取守势，但又没有反驳的机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永远不可能被解聘，这是大家的预期。失败就是不名誉，没有人会替你找借口。在大众面前，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内人和小孩。

要我投入创作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一个职位。即使牟复礼和崔瑞德试着帮我忙，其他人也是，但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六十多岁的人。

格尔和我到京斯顿(Kingston)的社会福利局去。数周后我们收到通知，概略算计出，如果我在六十二岁时退休，每月可能收到四百美元的社会福利金。我的TIAA和CREF年金计划可让我每个月多添两百美元。这些还不到我们每个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更不要说房屋税和其他杂项支出。我们也去研究失业津贴的可能性，京斯顿的失业处坐落在松丛路(PineGroveAvenue)，前身是铁路车站，事实上，铁路局的标志还挂在墙上，一旁贴着新告示：“纽约州劳工局”内部陈设和几条街外的社会福利局差不多，一进门是接待处、钢制的拱形椅、塞满手册的架子、依个案而散置不同地点的桌子。但是，只要匆匆一瞥，你就会发现气氛毫不相同。在这里等候的男人脸也不刮，衬衫起皱，他们的精神已枯萎了六、八或十二个星期。一名身穿黑衣的壮硕女子独自坐着，看来心烦意乱。办公室的布置比社会福利局还破烂不堪，这里根本欠缺那里的安适与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