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书稿既然能获得该领域最称职学者的力推荐，为何会找不到愿意版的书商呢？原来依国版界的惯例，有学术内容的著作，必须经由不名的审稿人行公正的评价。审稿人不只是建议该不该版，而且一旦决定版时，必须提改的建议。在许多大学中，大学版社编辑附上审稿人意见的推荐后，教职员版委员会有最终的裁量权。有时还需要两位审稿人，一是大学本的教职员，一是外人。这样的机制当然有许多缺。审稿人常常忘记自己只要讨论书稿的技术层面即可，反而将不名的权威延伸到批评他不喜的意见或方法。有能力和毅力的编辑，当然可以看误用权威的情况，将审稿人的意见搁在一旁，另找审稿人。至于我，牟复礼和崔瑞德对我的稿赞誉有加，无意间排除自己成为公正审稿人的资格。他们不再是不名人士。

他秋天回到普吉西(Poughkeepsie)，我也回到纽普兹后，他来电心告诉我前景“看好”他的夫黄苗是作家及艺术家，愿意将书稿引介给北京的版社，这则消息在当时会比五年后更令人兴奋。1978年，中国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复元。黄被拘禁多年之后，才刚从政治犯的劳改营中释放来。虽然很兴“二度解放”(第一次是从国民党手中)，但还不知政治风向会如何。而且，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并没有民间的版商。每一个书商都可以算是公务员，每个印刷厂的学徒吃的都是公家饭。以下两段摘自《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的意：

这时我还有一项消息可以公布，之前只有少数同事知。寻找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版商时备受挫折，我于是将全书译成中文，只有书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邓小平访问国前几个月，我的朋友郁哈维(郁兴民)前往中国。我们之所以认识，有一段渊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们同在长沙临大，事实上还住在同一栋宿舍，只是彼此并不相识。之后他就到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他加国海军，后来娶了国人。1946年，我们都在沈的国民党东北总，彼此还是不认识。我们搬到纽普兹后，才在朋友家相识，从此两家时相往来。哈维现于国际商业机公司(IBM)任职，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担任会长的华人赫逊河中联谊会(MidMHudsonAssociationofChineseCommunity)中，举办一场历史研讨会，讨论这本书。他于1978年前往中国，我则到英国，临行前我请他设法帮我在中国找版商。

《万历十五年》还有其他问题。稿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写成的。这本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俗的文人在狱中自杀结。在两件事中间，有时依需要而补充资料，有时则在读者到好奇时才释相关信息。在中国历史的领域，只有史景迁(JonathanSpence)曾以这风格写过。传统的手法是要求作者一开就要列帝系表、京城的地理位置、政府的组织架构或其职称的术语等，也就是说，形式比内容更重要。由于过去经验使然，我担心学术界的审稿人无法从论文的书写模式解脱，可能因此反对我的呈现手法。此外，《万历十五年》还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对这些素材的不熟悉，也可能让审稿人投下反对票。因此，我前往普林斯顿琼斯厅(JonesHall)的当天，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必须向年轻的学者解释，我为何被纽约的一所小学校开除，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他们早已看过的影印书稿，为何迄今仍未版。

另一段是结论。我如实引述：

在普林斯顿，《万历十五年》影印了五六本，发给《剑桥中国史》的作者群。8月9日当天还安排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其形式及内容。牟复礼已经逐字看过两次原稿，甚至还替我改正附注的错。他曾经写信给我：“这本书愈早版愈好。”又说：“我非常遗憾学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这本书。”崔瑞德努力替我在英国找版社。不幸的是，对方要求国书商共同版，不愿独自先书。由于在国找不到共同的版商，英国的书商就不愿遽下承诺。我自己试过三个版商，但每次原稿都被退回。商业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由大学版社，而大学版社认为我应该去找商业的书商。有一次，一个版商还将原稿留了五个月，才声称遗憾地退回来。1978年12月，格尔和我到新港，纪念亚瑟·莱特(ArthurWright)教授的遗著《隋朝》(TheDynasty)，由诺普夫版社(AlfredA盞nopf)版。在发表会之前，我们安排约见耶鲁大学版社总编辑德华·崔普(EdwardTripp)，送原稿的影印本给他。我以前曾帮他审过作品，通了数次电话。但现在看来，耶鲁的决定也太久了。4月，在我接获纽普兹的遣散通知后，我打电话给崔普，问他：“你们毫无兴趣吗？”崔普的话并不多。但这回令我吃惊的是，他肯定地回答：“我们非常有兴趣。”问题在于他的审稿人还没有响应。6月，原稿已经送去半年，我已准备要启程前往普林斯顿。他寄来一封短短的信：“我很抱歉审稿人拖了这么久。我已经用电话对他本人亲自促过，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响应。”因此，我到普林斯顿时，仍然还没有得到版社的任何承诺。

为求生存，必须尽可能适应时代。过去国人曾误以为，只要其他国家接受国生活方式，就可以证明国的优越，因此国不需行任何调适。因为有这样错误的观念，国已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继续以冥顽不灵的态度来教历史，学生只会为过去而学历史，不但没有为第三个千禧年准备，反而倒退回19世纪。

这个模式太过熟悉，无法不去注意。首辅的敌人“去见骨”透过联想和暗示来行指控。技术错误被渲染成德议题，独立事件被解释成贯彻一致的努力。一如惯例，官吏的参奏活动可以始于一句号、一组对句或双关语、匿名的传单、考试的试题、疑窦丛生的谋杀、对小人的弹劾、提到供的便笺或关于尾的报告。目的在于引起注意，引拥护者。无论是透过直接的辩论或委婉的暗示，只要能达成目的，手段并不重要。一旦启动初期的动作，其他就会接踵而至，有整的累积效果。最早的攻击通常是由低阶官吏发动，而在这些言辞激烈、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吏背后，则是接力演的资官吏。等到时机成熟，才会行最后的摊牌。“”的隐藏动机必须调和较为合法合理的“”因此即使不符合任何特别的法律细节，但整个行动仍然能在舆情支持下继续推展。这些策略都需要时间。

但是，李贽生命中的这十五年绝非白白浪费。他提供我们一份无比珍贵的记录，否则我们可能无从得知，这个时代特征之一的思想界的苦闷到底有多。在一个度仪式化的社会，个人的角完全受限于一简单却定义模糊的德信念，帝国的发展因此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论其背后的信念有多崇《万历十五年》的中英版本文字不尽相同，到目前为止的引文直接译自英文版，下文则录自现在通行的中文版。——译者注。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

普林斯顿对我一直很好。在这里我结到牟复礼(FritzMote)这个朋友。我们初次认识是在十三年前的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从此就常向他请教文稿的问题。崔瑞德(DenisTwitchett)向剑桥请假，住到普林斯顿，专心于《剑桥中国史》中的明史分。他是我十四年的朋友。剑桥大学版我的明代赋税著作，就是透过他的鼎力协助。虽然他们享有国内外的声名，却不曾把我当成资浅的合作者。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不再互称“教授”此时此刻最令我动的，就是他们对一本我尚未版的书所显示的兴趣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