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必须走在法国领土上…’我这样自言自语，‘应该呆在边境线的左边。’我正是这样做的，当然喽！那是绝对确定无疑的…于是呢？我会否认事实以求得他们高兴吗？”

菲律普一刻不停地观察着他，在心里回答道：

“为什么不呢，爸爸？与可能获得的辉煌的结果相比，这个小小的谎言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撒谎，爸爸，如果不那么费力去确认一个如此致命的事实，法国就会恬不知耻地退缩，而你现在的证词必然会引起抗议。这样的话，你就能拯救你的祖国…”

但菲律普没有把话说出口。指导他父亲的有关责任的观念，他很清楚，跟他的一样高尚，一样合理。他有什么权利想让他父亲按照菲律普他自己的观念去行动呢？对一个人来说只是一小小的谎言，对另一个人，对老莫雷斯塔尔来说会是损害国家罪。莫雷斯塔尔在做证的同时以法兰西的名义说话。法兰西不会撒谎。

“如果有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他心想“也不应该向我父亲询问这种方法。我父亲代表一整套思想、道德准则和不可触犯的传统。可是我，我，我能做什么呢？什么是我的特别责任？我穿越重重障碍必须以什么为目标呢？”

不下二十次，他差点喊出来：

“我的证词是假的，爸爸。我当时不在那里。我跟苏珊娜在一起。”

有什么用呢！这是玷污苏珊娜的名声，而事态不可避免的发展不会因此而停止。然而，只有这一点重要。所有的个人痛苦，所有的意识危机，所有的理论，所有这一切都会在威胁人类的巨大灾难面前，在落在像他那样摆脱了过去、按照新的责任观念自由行动的男人身上的任务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午，在《孚日侦察兵》编辑部里，他们获悉一颗炸弹在巴黎的德国大使的汽车后面爆炸。在拉丁区，群情激奋到了极点。人们粗暴对待两个德国人，打伤一个被指控为间谍的俄国人。在里昂，在图卢兹，在波尔多，也发生了打架斗殴事件。

柏林和德意志帝国的各大城市也一样混乱，军方指挥这场运动。

最后，六点钟时，有消息肯定德国调动了三个兵团。

老磨坊的夜晚是悲惨的。苏珊娜从波厄斯威仑回来，没能见到他的爸爸。苏珊娜的抽泣和哀号更增添了这种悲惨气氛。莫雷斯塔尔和菲律普沉默不语，目光里充满焦躁，像要逃走一样。玛特猜测到她丈夫的恐慌，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仿佛担心他会因一时的冲动离开这里。同样的忧虑折磨着莫雷斯塔尔太太，因为她不止一次叮嘱菲律普：

“尤其不要跟你父亲争论。他病了。所有这些事情已经够让他激动了。你们俩再发生冲突是非常可怕的。”

一想到他不知道的但在他的想象里日益严重的父亲的病痛，菲律普也感到十分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