燥”的论点是荒谬的。

“白鸟事件”中几乎没有物证。此方说，子弹是在白鸟警部身体里，但是并没有找到发射的手枪。凶手可能骑过的自行车也没有发现。而且在现场上也没有发现可以认为是凶手留下的东西。检察官方面所掌握的几乎全部都是状况证据，他们就根据这些认定已经构成犯罪了。

如果根据在幌见岭发现的子弹与从白鸟警部身上取出的子弹上面膛线留下的痕迹是一致的这一点，来断定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发射出来的话，那当然就是说，枪击白鸟警部的那支手枪是在那里进行射击演习的“核心自卫队”的某个队员所有的。

然而被断定是直接枪杀白鸟警部的凶犯佐藤博并没有参加那次射击演习，这就奇怪了。

关于在幌见岭发现的子弹，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五

以上是所谓“白鸟事件”的大致经过。札幌地方裁判所在第一审中作了如前所述的判决。以后，昭和三十五年五月札幌高等裁判所又作了这样的判决：“取消原判（无期徒刑），将被告村上处以二十年徒刑。”（罪名有十一条：杀人、伤害、违反“禁止使用爆炸物罚规”等）。被告方面立即向最高裁判所上告。估计昭和三十八年内，最高裁判所将作出最后判决。

关于札幌高等裁判所判决书中的几个要点，后面还要谈到。

因受到“白鸟事件”的牵连而自杀的人中间，有札幌赏用合作社的理事长佐藤英明。他性格非常乖僻，为人似乎很险诈。据说手下的人跟来访者谈生意时，他都用录音机把他们的话录下来，事后私下里再加以分析。所谓《原田情报》说明了他是为什么而自杀的，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谈。另一个自杀者是冈进——即朝鲜人闵炳一。所谓于札幌军事委员会的两支手枪当中，那支小型的（伯纳第手枪）原是他的——不过在事件中并没有使用。昭和二十六年底，闵炳一曾告诉佐藤直道说，他有支手枪。军事方针公布后，佐藤直道正在设法把武器弄到手。他对闵炳一说：“我替你保存吧，”就向他要来，交给军事委员会了。但是“白鸟事件”发生后，这支手枪落到警察的侦查网里。因此，日本当局要把闵炳一强制送回朝鲜去。他是为这事感到苦恼才自杀的。据推测，他是服了大量安眠药而死的。

此外，据说与“红灯事件”有关的一个高中学生也自杀了。

“白鸟事件”是一桩极其复杂而离奇的案件。

这里要谈谈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说明札幌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为札信）理事长佐藤英明自杀原委的《原田情报》。

写这份情报的人叫原田政雄，过去是札信的社员，与佐藤英明等人交往很密切。他原是日共党员，后被开除出党。

关于这份情报的内容，现从“‘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发行的《白鸟事件》中引述如下：

“‘白鸟事件’发生时，侦查当局最初假定了两种情形。一种设想是日共方面干的，另一种设想是右翼暴力团的家伙们干的。暴力团就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长佐藤所雇用的一批从黑龙会（创立于一九〇〇年的一个日本法西斯团体，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政策起过帮凶作用。日本战败后解散。——译者注）里解散出来的人。

“杀害白鸟的是佐藤的暴力团，这一推测的根据何在？原来有如下的情况。

“佐藤利用理事长的职权，从非法贷款到挪用公款，干了种种坏事。白鸟和市警察署的另一个警部畠山，抓住了佐藤的把柄，找种种借口向他勒索。事件发生前大约三年，他俩和佐藤勾结起来。

“畠山警部更是积极和佐藤接近。通过畠山，佐藤向警察署领导部门大量行贿。毫无疑问，一部分钱也入了白鸟的腰包。但是白鸟要的不仅是钱，他还有浓厚的升官思想。以前他也曾由于侦知北海道拓植银行方面的不法行为，毅然决然加以检举，因而受到了提拔。这次对佐藤也是一样，白鸟越是设法接近佐藤、掌握佐藤所干的非法勾当的证据，就越想要揭发佐藤及其手下的一干人。

“白鸟曾经悄悄地对身边的人说过：‘不久就要让佐藤坐牢了。’这话不知打哪儿传进佐藤耳里了。

“佐藤早就患了严重的菲洛本（一种类似吗啡的毒剂。——译者注）中毒症，常服这种兴奋剂。他知道白鸟一直在钉他的梢，似乎想了种种对付的办法。他同时还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那种被迫害狂症状。当时他曾跟亲信们说过：

“‘如果我被捕，我的身体非垮不可。到那时际我就干脆死掉了事。’

“当时佐藤会对我（原田）透露过，他衣服里藏着毒药，以防万一。

“昭和二十六年十一月，佐藤在市区圆山的白鸟家附近盖了一所新房，并叫自己手下的人住进去。他手下的人都不是一般的流氓地痞，而是以高人一等的右翼分子自居的。

“老大哥当中有个A，他是个身材魁梧的打手，是黑龙会的嫡系，以前还犯过杀人案，在反共流氓当中颇吃得开。

“这些流氓在圆山所住的是座二层楼房，比白鸟家突出去六尺左右，一眼就可以看到白鸟家里人来人往的情况。二楼上还特制了从外面看不出来的了望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从那里守望。

“佐藤感到危险迫在眼前，曾央求A把白鸟干棹。A假装离了婚，已经在十一月里把老婆送回家乡去了。这大概是为了怕佐藤所托之事万一失败而作下的准备吧。佐藤给了A六千万圆。

“白鸟被杀害的那天，A和白鸟见过面。大约是在四点到七点之间。还有一个人说，凶杀事件发生的七八分钟前，他曾在南六条街西五丁目亲眼见到白鸟和另外一个人边谈话边骑着自行车驰过距现场六丈远的地方。有人曾经把A的相片拿给这个目击者看，他说：‘没错儿，正是这个人。’这个目击者也是A这伙流氓当中的一个，当时他向一个靠得住的人证实了这件事。

“事件发生后，佐藤会被逮捕，拘留在北警察署。逼问的结果，他说；‘过两三天就都说出来。’可是当天晚上他就企图自杀。后来当局把他从警察署转移到大通的看守所去，由岩泽等十位名律师出面，将他保释出狱了。

“A好像也曾被审问过，但当局对他几乎没怎么追究，不知怎地就把他释放了。

“从事件发生后第二天起，‘反间谍队’的二世——太田、向井等人就与反共联盟的由本弘一起，几乎每天都拥到检察厅去，威胁道：‘犯人是共产党，整共产党去！’这两个二世总是乘着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自用汽车到处跑，还把车停在检察厅的大门前。

“检察厅内部起初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是日共干的，另一派认为是札信干的。‘反间谍队’的压力加强了，不认为是日共干的那些检察官随即被排挤出去了。

“服从‘反间谍队’指示的检察官以高木为首，又添上另外两个检察官，侦查总部的大权就由他们掌握了。

“新川和村冈——两位打算彻底盘讯佐藤和A的检察官，分别被撵到大阪和福冈去了。

“过了三个月，好容易才在昭和二十七年的五月初搜查了畠山的住所。畠山不在家，到警察大学去了。当场搜出一支勃朗宁手枪。这是停战后美国借给日本警察用的，后来都收回去了；据说畠山没有交还，却私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