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一直坚持到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高安也高兴得仿佛是自己干的一样。第二天（二十二日）早晨，他和鹤田相见时，两人热烈地握手。

“从那天起，队员们继续展开活动，他们起草并散发了那个脍炙人口的传单——‘看吧，天诛地灭！自由的凶恶敌人，白鸟市警科长的可耻下场正是全体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运。’同时还邮寄了以阻挠侦查工作为目的的明信片。”

四

昭和三十二年五月，札幌地方裁判所举行第一审。由检，官高木一、泽井勉、小杉武雄出庭，宣告将村上国治和村手广光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三年。他们是以违反“禁止使用爆炸物罚规”、触犯胁迫伤害罪及帮凶罪被直接问罪的，枪击白鸟警部的真凶则被断定为佐藤博。

证据是以所谓追平雍嘉的证词为基础的。

佐藤博这个人是抽水机厂的工人。他负责为住户安装抽水机，大家都管他叫老博。他在圆山支部的负责人追平的领导下当上了常务委员。下面我从追平的着作中引用关于佐藤博在事件发生后的行动的部分——也就是所谓“追平证词”

“‘白鸟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就到枪杀白鸟科长的佐藤博君家去，见到了他，并向他详细打听了事件的经过。我拉不开门，就咚咚地砸。只听老博说：‘谁呀？’我说：‘是我。’等了一会儿，他才慢腾腾地走来替我开门。他打开锁以后，就径直回屋去了。我像往常那样脱了鞋，走进他那六铺席的里屋。

“这时，老博好像把脚伸进熏笼（日本的一种取暖设备。——译者注）里看报来着。熏笼上边或是旁边的席子上摊开着报纸，上面似乎刊登着枪杀白鸟科长的消息。

“老博好像新近理的发，头发梳得很整齐。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脸色就越发显得苍白。我记得他眼神严峻，表情很可怕。

“我有点半信半疑。心想：如果老博是凶手，他总不会待在家里吧。我就站在熏笼旁边，说了声：‘干啦’‘老博带着严肃的神情说：‘你认为是谁干的？’我说：‘是你吧？’他就说：‘嗯，你怎么知道的？’——他好像很慌张，多少存着些戒心的样子，又好像在纳闷我怎么会知道的。我听了就放下心来，心想：凶手果然是他哩。我就说：‘这种事马上就会知道的。’——口气之间仿佛表示：‘这种事我当然会知道喽。’于是他说：‘是吗？可是高津靠得住吗？’我就说：‘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会说出来。’——其实，我并没有把握。

“我提到弹壳的事，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你开了几枪？’老博说：‘我扣了扳机，但是只打出一颗。’‘另一弹壳留在包手枪的手巾（也许他说的是布）里了。’我问他：‘弹壳会给裹住吗？’记得他好像还说过：‘应该是嘭的一声射出去的。’

“‘你为什么偏在那样的地方下手？会给我惹麻烦哩！这么一来倒好像我是凶手啦。’后一句话我是像开玩笑似的说的。老博说：‘起初本想等他走到更靠街心一点再下手，但是怎么也办不到。后来以为没希望了，就跟XX（他的确说了个名字，很可能是老伦（鹤田伦也））也分了手。可我又不肯就此罢休，就跟踪了来。如果过了那个地方，就下不了手啦。因此，尽管有几个过路的人，我还是干了。’记得在这段谈话中，他好像还说过：‘我本想在芒野一带下手，好让人家觉得是流氓干的。’

“我以前听什么人说过，要是用两只手攥住手枪，扣扳机，一定会百发百中。我又对骑在自行车上怎样打手枪非常感兴趣，就问老博：‘你是怎么打的？’他说：‘我脚下不再蹬车了，把包在手巾（？）里的手枪掏出来，从后面打出去的。打完之后又照旧骑了一阵子车，只觉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

“我们还说过下面这样的话：

“我问他：‘敌人会不会知道？’他说：‘来不及领到自行车，我借了音（也许他说的是弟弟（日语里“音”（oto）与“弟”（oto－oto）发音相近。——译者注），但当时我听成是指札幌委员会的联络员音川了）的自行车，也许将来会被查出来的。’——像这样，他直嘀咕自行车的事。我心想，如果骑的是音（音川）的自行车，明天要是再满街骑，让警察发现了，会不会被查出是党干的呢？这可糟了。我就问他：‘有谁看见了你没有？’他好像说：‘刚干完之后，不知跟什么东西迎面错过去了。’（他也许是这样说的：‘不知跟什么人迎面错过去了。’）”

笔者在这里长篇大论地引用了追平的文章，因为当局判定佐藤博为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实际上是以这段话为根据的。此外，关于追平的《白鸟事件》这部书，笔者也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作一番探讨。

照追平说来，佐藤博会像这样一五一十地谈了枪杀白鸟警部的经过，不久就躱起来了。当局还不知道地下组织的情况“白鸟事件”侦查工作尚不摸头绪时，他在二月二日到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那里去，接着又由村上替他联系，到苗家山车站的工地饭堂去干活，还到北见枝幸去捕过鲱鱼。以后他又返回千岁的门马，接到“留在千岁太危险，转移到十胜来”的指令：他就潜入到柏仓村里。

不久，村上被捕，佐藤博由党组织掩护到东京去，以后就杳无消息了。

关于佐藤博的下落，有人传说他已到中共地区去了，但并不确凿。

村上国治委员长被关在旭川监狱里。从札幌派来的审问官对他进行盘讯时，他一开始就行使沉默权，一言不发。他曾把审问他的检察官的文件一脚踢开，又抡起拳头砸门，进行抵抗。审问结束之后，他就转过身去，把背朝着检察官，嚷道：“***！”

不久，他被引渡到札幌，进了中央警察署的拘留所，在那里他曾两次试图逃走。当时负责审问的是高木检察官。

检察官和村上之间的斗争开始了。村上正是自始至终行使了沉默权的人。他被转移到苦小牧的监狱之后，也没有停止顽强的抵抗。一到法庭上，他就不再沉默了，将这个事件全盘加以否定。从此他在狱中整整进行了九年（到目前昭和三十七年（即一九六二年。——译者注）为止）的斗争。他可以说是真正有战斗性的共产党员。从他的笔记看来，他在警察署里曾经受尽种种折磨。

本案中唯一的物证是从被枪杀的白鸟科长身上取出来的一颗子弹。据高安的供词，案件发生之前“核心自卫队”队员会在圆山公园上方的幌见岭作过手枪实弹射击演习。检察官指示侦查员将那一带搜索了一番，结果，发现了两颗子弹。

关于五个队员在村上和宍户的指挥下进行射击演习的情况，高安的证词大致上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