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和被告们的说法混为一谈，试图以被告的申辩书来证明事实真相。在对证人的讯问方面，只采用讯问者的话，想借以说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分析了各人的供述，却没有加以综合。现在我的意图是试以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为基础，对这篇评论加以批判。再者，我只见过记录，还没有同被告和证人们接触过。对记录以外的数据我不打算加以判断。此外，我不仅分析了证据，而且对于供述的背景，还尽量从记录中采取可引证的资料。”（《法律工作者》杂志三十四年九月号）

靑柳先生所说的证据效力和记录，指的是法庭上采用过的。可是如果局限于这样狭小的范围内，对于究明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真相毫无用处，并且事件本身反而难以追究了。不应该只依据司法技术来究明真相。

作为最后的疑问，我想谈一谈逮捕赤问的意义。如上所述，逮捕赤间的理由是：他曾对两个朋友预言不久要有列车翻车。然而，赤间是否作了这样的预言，仅仅是以两个朋友听来的话作证据的。这就是所谓传闻证词。然后又根据赤间的供词陆续逮捕了其他被告。可是，玉川警视最初在调查的时候，曾对赤问讲了大意是这样的话：“对别人都调查清楚了，本田说是你干的。”于是，激怒了赤间，使赤间说出了本田的名字。

然而，这时本田还没有被捕。没有被捕的本田怎么能说“是赤间干的”呢？辩护人方面指出这一点不合情理。总之，从审判的情况可以判断，玉川警视逮捕了赤间，然后从他嘴里套出本田的名字，又陆陆续续逮捕了其他被告。

而且还应当注意到，除了赤间以外，这些被告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被捕的人几乎全都被起诉。给人的印象也就是：警察方面以“据赤间供词”的形式，事前就过分准确地知道了犯人们的情况。换句话说，并不是不可以想象，警察方面打一开头就知道该逮捕哪些人，只不过把“赤间供词”当作形式上的线索，将这些人陆陆续续予以逮捕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警察方面谅必暗地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侦查，才能够事前就清楚地了解到这种程度。这一点以后再谈。

那末，当时发生的列车妨碍事故，全国就只有“松川事件”一桩吗？决不是这样。在这个事故以前，各地就屡次发生类似的事故，或是陆陆续续发生过未遂事件。从此，各报每天都大事刊登这类消息。

据国营铁道记录，那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松川事件”发生之前一个半月光景，国铁当局曾以紧急铁道专用电话通令全国“目下列车妨碍事故，不论大小，必须一律呈报”通令中没有说明目的。不过，有关妨碍列车事件的报道开始变得显着起来，实际上是这个通令的反应。关于这一点，岩波书店发行的《历史学菥究》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刊登的古屋哲夫着《到”松川事件“为止的反共意识的动员》一文中，举出很多具体例子。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注解：妨碍列车事件的报道中，还附有当局的解释，暗示国营铁道工会和共产党逐渐采取暴力行动，事故背后有政治方面的意图等。

为了理解这种状况，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一九四九年）的局势。

国内政治方面，共产党在这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选举中一下子获得三十五个议席，在大城市几乎占第一位。第三次吉田内阁于二月十六日成立后，迫不及待地在二十六日决定了“关于整顿行政机构及裁员案”——据推算，由此造成的失业者达一百七十万人。五月间实行“定员法”七月里公布国营铁道第一、二次解雇九万九千人，东芝公司发表的第一次解雇人数为四千五百八十人。距一月选举前仅一个月，中共军队进入了北京，眼看就要统一中国。这种形势必然导致美苏对立的剧烈化。吉田内阁在美国授意下，当然露骨地加强了迫害共产党的政策。

在头年一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改变了一直推行的“日本广泛非军事化”方针。他发表演说，声言：“必须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不仅使日本本身自立，而且必须建成十足强大和稳定的民主主义，以便对今后可能在远东出现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起防御作用。”罗雅的演说是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正式表明要把日本“变成远东的兵工厂”的历史性的言论。不言而喻“可能在远东出现的新的极权主义”指的就是中共革命的成功和苏联的进展。这里应当联想到一年以后爆发的朝鲜战争。

在头一年，美军总司令部曾强迫日本政府实行所谓“经济九原则”（即“稳定经济九原则”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加紧对日本人民的剥削与奴役而命令日本政府实行的九项经济措施。内容主要是提高赋税，冻结工资，由美国占领当局及日本垄断资本来控制日本资源，并敞开美货对日输出的大门。——译者注）。道奇曾打个比喻说：“砍掉竹马的脚”具体表现就是以“企业合理化”的方式解雇大企业的人员。国营铁道和全国邮电根据所谓“定员法”裁员；民间企业也以东芝公司裁员四千数百人开始，主要在电机工业方面实行大批解雇。政府派出武装警察镇压抗议解雇的工人，同时修改了“团体等规正令”（一九四九年四月吉田内阁未经国会讨论就擅自公布的一项政令，以便随时能够以“暴力主义”为借口镇压日本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团体。一九五一年七月代之以“防止破坏活动法”——译者注）和“劳动法”

在这个骚动期间发生了“下山事件”接着发生了“三鹰事件”和“松川事件”尤其是“下山事件”那就像对国营铁道工会的剧烈斗争泼了一盆冷水似的，起了弹压作用。总之，当时当局宣传，下山总裁是被共产党人或工会激进分子暗杀的，所以尽管工会方面抗议这是诬蔑，斗争却不得不和缓下来。这事和增田官房长官在“松川事件”发生后马上在东京宣称松川列车翻车是共产党干的，两者如出一辙。

那末，发生“松川事件”的福岛县内的工人运动是什么情况呢？靑柳晨先生的文章对此作了如下的说明：

“首先描绘一下福岛县的工人运动形势图吧。山间部的猪苗代湖有距东京最近的大发电站，电气工会在日本的工会中被称为最精锐的，而这里的电气工会猪苗代湖分会又是共产党势力特别强大的工会组织。沿海地区有常磐煤田的煤矿工会，县的中心有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都是共产党员占比重较高的工会。上述三个工会在全县落后的思想状态中，构成尖锐的运动据点。

“共产党县委会以这些工会为中心，组织起把农民协会和一般市民都卷入的保卫地方工业运动，热烈展开反对道奇方案、打倒吉田政府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县当局把东北六县的警察力量全集中在本县。各县动员来的警察云集，说得夸大一点，全市呈现了水泄不通之势。不用说，由于双方尖锐的对垒，全县笼罩着恐怖气氛。

“就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平事件’和‘福岛县议会红旗事件’在这一年的六月三十日爆发了。‘平事件’原是当局要求拆除共产党设在平车站前的公报板而引起的，却导致以矢乡煤矿工人为主力的示威游行队伍四百人拥到平警察署，占领了该署，在大门口竖起两面红旗，救出了被押在拘留所里的示威队员，反而把警察关进拘留所，发出了胜利的欢呼。所谓‘县议会红旗事件’，就是同一天拥到福岛县议会的示威队伍，在旁听席打起红旗，吓破了胆的议员们从会场逃之夭夭。这两个事件在同一天发生，又因附近的汤本、内乡两警察署被迫作了不支持平警察署的誓约，这一系列事件被加上了‘日共的革命演习’的罪名，以骚扰罪起诉。”（见《中央公论》，昭和三十四年九月《“松川事件”特辑号》）